范升，字辩卿，生卒年不详，东汉代郡（今山西代县）人，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

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读书， 九岁时就能通晓《论语》、《孝经》。长大后，专门研究《易经》和《老子》，并以教授生徒为业。范升所研究的《易经》，为西汉时梁丘贺传下来的，所以称为《梁丘易》。

范升青年时，正处于西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宁的时期。当时，青徐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发展蔓延，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王莽政权还在努力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去攻打周边少数民族。为了标榜自己的贤明，不断笼络文人学士，范升亦被王莽的大司空王邑征用，为汉曹史，辅佐王邑制定政策。

范升很了解全国的局势，曾专门指出当时的危险主要来自国内，所谓“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是田地荒芜，粮价腾跃，吏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奉劝王莽政权迅速改弦更张，并表示要亲自见到王莽，陈述自己的意见。但王莽政权非但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在危言耸听，遂将他送到上党，说是让他到那里巡视。而刘秀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上党，范升遂留在了起义军中。

因为范升有一定的学术声望，而且颇懂政治，所以东汉建立以后设立经学博士时，他与粱恭等人被刘秀立为《易经》博士。他很谦虚，认为自己比粱恭年轻，又不比粱恭经学深明，曾上疏要求更换他人。刘秀因此更看重他，多次下诏引见， “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自西汉以来，一些儒生就把自然界出现的一些怪异现象与人事的安危祸福联系起来，用经学的条文加以解释论证，后人称这种儒术为“天人感应”。刘秀建立东汉后，不少儒生就大言吹嘘，说这是他们早已预料和推断出的事情。刘秀虽然不信这种胡说，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很推崇这种君权神授的观点，所以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更盛行起来。刘秀还企图把一些专门研究“天人感应”的学说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经学抬高到至尊的地位，在中央为之设立博士员位。

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正月，尚书令韩歆上疏，请求为《费氏易》、《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刘秀下诏让当时的公卿大夫、博士们讨论。所谓《费氏易》，是指西汉费直所传的易经，是以《易经》来占卜筮问的专门学问；至于《左氏春秋》，即左丘明的《左传》，在当时亦被有人当作占验政治变动的专学。对于这个建议，范升坚持反对意见，他与韩歆、太中大夫许淑等人展开激烈辩论，至“日中乃罢”。他认为《左传》是左丘明对于春秋重大事件的解释，违背了孔子褒贬之大义，是不能当作圣经来看待的。至于《费氏易》等类，则更属经学异端，根本不可登大雅之堂。

在这场辩论之后，他专门给刘秀上了一封奏章，他认为刘秀痛心学术的衰微，用心于学术，务求广见博闻，是用心良苦的。但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求广而不求精，势必引起诸家竞起，争取自己的官学地位，会使杂七杂八的东西充斥其间，长久争论不休。到那时听从这些非正统学问，就会失道，如果不听从，那就会失人，将会进退维谷，难以驾御这种局面。他反复奉劝刘秀，说 “草创天下，纲纪未定，”“奏立《左》、《费》，非政急务”；要刘秀向汉武帝学习，“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正其本末，方可治理万事。他的劝告，终于使刘秀觉悟，放弃了广立经学博士的打算。

从范升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死啃经书、食古不化的书生，而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相当敏锐的政治见识。他善于观察分析形势，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这是他能够受到刘秀的重视和礼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汉武帝把儒学抬到独尊的地位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一种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以讲求忠孝仁义为本，以孔夫子的传教为经，在统治阶级中逐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背离了这些经训，那就会使封建统治的秩序发生混乱，政治思想的统治就会动摇。

范升是明智的儒生，他认为只有讲《诗》、《书》，修礼乐，才是政之急务，而广立博士，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妨碍东汉政权的巩固。正是从封建政治思想统治出发，他针对一些人以司马迁多用《左传》为由，请立《左传》博士的议论，专门举出司马迁违戾五经，背谬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误解《春秋》的例子，对这种议论加以反驳。这也说明他多么注意和用心于东汉政权的思想统一。

汉明帝永平年间，范升曾出任聊城县(今山东聊城县)县令，很快就被免职。不久，死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