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摔跤，有喜闹玩耍逗乐之跤和有规定礼数的村与村、县与县的跤手比赛之摔。前者在乡间人中称“瞎跌”，“摔跤”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在民间兴叫的名词，早先称摔跤为“跌跤”，后者高号谓“挠羊赛”，名堂可大了。

挠羊赛是以一只整羊作为奖品的摔跤比赛，如同“维林斯杯赛”一样，那奖品是绝不能随意更换为别的什么，这是俗成。“挠”，意为“扛”，挠了羊就是扛了羊。换句话说，挠羊赛就是赢羊赛，所谓“挠了”，就是“赢了”。

为什么挠羊赛要专使羊来作奖品呢？据传，很早很早以前，忻州方圆百里，水草丰盛，牧羊者众。据说当摔跤活动在此盛行以后，牧羊人经常以羊作为摔跤输赢的赌注。起初没有专人去组织赛事，他们随意地想摔就摔，想赌就赌，乐在其中。久而久之，便演成了以羊作奖品的有组织的赛事，即今天的挠羊赛。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很久以前，人们杀猪宰羊，猪羊不允，上天宫向玉帝申诉。玉帝说人要宰就由他吧，你们不必吭声,猪没听清,来到人间见有人要宰杀它，便大吼大叫。而羊听清了玉帝的旨意，每当被宰杀时，羊总是一声不吭，极其温顺。人们忌讳猪的哀吼，不用它作奖品；而专用羊来做奖品。因此，挠羊赛便发展起来了。

忻州的挠羊赛，跤手绝不穿跤衣，一律赤背上阵，下身长裤短裤随其所便。由于跤手上身赤背，相互对抗双方都无抓拿处，便把突破点集中在下身。下身有裤，裤子是否可以抓？不可以。谁抓了对方的裤子，谁就算输。那裤腰上有腰带，可以抓吗？可以。但挠羊赛上跤乎的裤带绝不是皮的或宽布的，而是一细细的麻秧丝,一抓就断。跤手们都故意这么扎。麻秧丝一旦被抓断，赛事必须停业，待重新换一条麻秧丝系好裤子腰才能继续比赛。

挠羊赛的跤手是一跤见胜负，除跤手那脚板原本就挨在地上之外，其他身体部位只要一沾地面就算输。不作循环赛，输者淘汰，赢者继续与新对手摔。连续摔倒两个对手者被视作平常；连续摔倒三位对手者，即使被对方第四位对手摔倒，也已了不起了。赛后相应予以鼓励，连续摔倒五位对手的跤手,人们视作他为“好汉”，赛后要给予相应的奖励，连续摔倒六个对手者，人们便称他“挠羊汉”。一场比赛的最高奖励——一只肥大的羊，便被他夺得。这是跤乡人们受古代关于英雄需“过五关斩六将”的启示而约定俗成的一种不成文字的规矩。

然而要成为“挠羊汉”，并非易事。比赛场上，双方都要进攻，也都在防守。不但跤手要有高超的技艺，而且双方的场外指导（双方跤手各自民主推选的头目，均是跤场的老挠羊汉），如同今日赛场的教练，虽身在场外，而心却紧系场内，用尽智谋，排兵布阵，巧伏骄将，不许对方赢去那只还站在一旁咩咩叫的大肥羊。往往双方对抗通霄达旦，仍然不见胜负。

跤乡赶庙会，是必搞挠羊赛的，有了挠羊赛，才会吸引更多的乡民前来。俗话说得好：赶会、唱戏不摔跤，瞧得人就少,唱戏又摔跤,十里八村也来瞧。在忻州，各村镇赶会的时间不一，就县城方圆百十里内，一年中就有四、五十次。其中三月份会最多，有小会四次，大会八次。除了庙会中间搞挠羊赛以外，在农闲时也搞挠羊赛。凡农闲时的挠羊赛，大都是由较大的村镇，或跤手实力很强的村镇自愿主办，另请外村人担任裁判和公证人。

赛事之前的好多天，主办村就将“挠羊赛”消意先“告示”出去。跤场选在宽广的打谷场或戏台前，赛场上竖一杆大旗，两杆小旗，旗面上各写八个字：“英雄敌对，跌死无罪”，很有些森严骇人。解放后曾一度写有“和平敌对，勿伤害人”，再以后逐渐地改写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无论是旧时还是现在，那两面小旗都是供跤手来拔的，而来拔跤旗的人又必须是曾扛过羊的挠羊汉，否则护旗人有权拒绝来人拔旗。这条件绝不亚于比武打擂或上演武场。

拔了跤旗的两个人，一般地说，便是该场跤赛对抗的双方代表和主事人。之后，他们要通过主办村负责人或公证人，经过共同的商量，划分出甲队有哪些村的跤手参赛，乙队有哪些村的跤手参赛。每当这个时候，贯穿忻州东西的云中河或牧马河，便天然地成了跤手们的南北分界线。有时也以某大山或大道作界，这均随双方代表的意愿而定。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同蒲铁路便也常常在此排上用场，成为东西方跤手的分界线。

无论哪一村镇主办挠羊赛，满村镇的人均被视作主人，而外村的跤手和观众则全被视作客人。圆形的赛场前面必须让客人坐或站，所有的主人们都须在客人后边观看。这是作主人的礼节。

主办政事的村镇是不是一个也没有在场内的呢？不是的,主办的村镇（或公证人）以保长（解放后有农会会长、大队长、村长等）为首，至少要有五个人在赛场前。这五个人，其中两位专事维持秩序，两人专事端油灯照明；一人为裁判(民国年间称“唱跤的”)。此外，作公证人的，为避免出现偏袒而引来不快之嫌，本村的跤手是概不准参加比赛的。

说来奇怪，却无佐证：这唱戏大都在晚间，挠羊赛也多在晚间。这不但苦了两位端灯照明的（现今有了电灯，此项已不存在），要满场地跟看跤手跑。若跤场设在戏台前，往往也苦了唱戏的。农民是有摔跤的，便少有听戏的。你看吧，挠羊赛场四周人山人海；坐地的，坐砖的，坐石头的，站着的，上架的，骑墙的，爬树的。观众的眼睛瞪得滴溜溜圆，都注视着跤场（以致通霄达旦），看到精彩处，喝彩声突起，震天动地。你说那戏还能唱下去吗？说来也怪，那唱戏的却也毫无怨言。

无论是在哪里举办挠羊赛，赛场上将要对抗的双方，都会有一群群十来岁孩子也闹着参赛。成年跤手和裁判绝不轻看他们。赛事大都先由儿童们开始，这被叫作“跌混跤”。由此,也足看出老一代跤手对新一代跤娃子的关怀和培养，足以验明跤场上是否后继有人，跤运是否兴旺发达。这跌混跤，双方的场外指导也是万万大意不得的，因为这已是挠羊赛的开始，掉以轻心往往会全盘皆输。正因为这样，跤场上你来他往，才会逐渐地把成年摔跤好手推上场来。正所谓“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挠羊赛是愈往后，争夺才愈激烈。

跤乡在解放以后，为了满足更多跤手的要求，主办挠羊赛的常常准备两只羊，连续搞两场赛事。有时专门组织儿童挠“头羊”，二羊才在成年跤手中争夺挠羊汉。但即使这样，挠羊赛在民间仍不限场地，不分体重，不分级别，保持着传统的风格。

挠羊赛的奖品，无论是那雪白的肥羊，还是其他什么费用，多是由主办村镇集体出资。民国年间,保长或甲长每年为这事要向村民摊收两次：上半年是按人口摊收，下半年是按土地耕种亩数摊收，户均款额均很有限。解放以后，各村都成立了集体合作社；这项开支便更容易解决了。村民们历来在别项开支上很注意节省，而对挠羊赛的开支从来不愿无端省去。个人出资搞挠羊赛的亦屡见不鲜，在此可举一典型例子。“摔跤世家”崔银忙（1983年8月18日由忻州市政府赠匾命名）的二子崔富海结婚时，专举办挠羊赛以表热闹。由全村百十名跤手对抗外村任何跤手，不但开支奖品，而且还盛情招待跤手们，全部开支超千元而不吝惜。

挠羊赛场上的唱跤人（即裁判）是要有极高成信的。唱跤难免有一时裁错，一旦引起跤手们的骚动，威信极高的唱跤人就能很快平息骚动；而威信不算高的人喝跤,就很难予以平息。

此外,挠羊赛场虽写有“跌死无罪”的余规,但又极讲究“高哪轻放”的跤德。跤手们除有传统道德能予约束的一面之外，往往在激烈的赛场上，还需要唱跤人的及时提醒和引导。这一点，若唱跤人没有极高的威信也是不行的。

当挠羊赛场上某一跤手接连摔倒对方六位跤手，且这第六位又摔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否则为平跤),裁判和观众便会同时呼出“挠了！”“挠了！”在这欢呼声中，这挠羊汉就成了人们心目中最崇敬的英雄。之后，众人给他披红排绿，并把一只肥胖的白羊送到他身边，骑上高头大马，绕场走上几遭。又在众人的陪同之下，吃完一顿丰盛的酒宴之后，安全地把他护送出村回家。与此同时，在庙会的跤簿子上，已有专把他的大名，连同人们尊推的外号，一起记下，留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