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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康熙皇帝与五台山的关系，还得从清王朝与五台山的关系说起。

在我国历史上，尊崇佛教文化，提倡用佛教劝导百姓积德行善、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封建王朝和帝王并不鲜见。正如康熙的四皇子胤祯，即后来继位的雍正皇帝《恭谒五台过龙泉关偶题》一诗所云：“兵象销时崇佛像，烽烟靖始扬炉烟。治平功效无生力，赢得村翁自在眠。”但清王朝尊奉佛教却更有其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特别尊崇喇嘛教，特别敬奉文殊菩萨。

灵峰胜境

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是古印度佛教与西藏地方宗教——苯教经过长期斗争、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藏化佛教。喇嘛教尊崇文殊菩萨，老早就有高僧到五台山朝拜。1250年，受喇嘛教影响的元世祖忽必烈邀请西藏喇嘛八思巴至蒙古奉为帝师，从受佛戒，喇嘛教便又成为蒙古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元世祖令八思巴掌管全国佛教，兼领西藏政教大权。八思巴仰慕五台山，于1257年夏到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元世祖忽必烈“诏居五台山寿宁寺”。八思巴在五台山寿宁寺住锡期间，曾用千金铸塑藏传喇嘛教佛像。从此，喇嘛教及其佛像便正式进入了五台山。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喇嘛教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迪也失，被明成祖封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到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在明成祖的支持下，兴建了5座黄教喇嘛庙，五台山便成了内地喇嘛教盛行的地方。

受蒙古民族接受和信仰喇嘛教的影响，在我国东北兴起的满州也非常信仰喇嘛教。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年），元朝后裔察哈尔国的墨尔根喇嘛携带着藏传佛教嘛哈葛喇金佛像，抵达盛京奚弥阳），敬奉于皇太极。皇太极得知这尊金佛像正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在五台山千金铸塑，后又送人元朝宫廷，为元世祖以下历代皇帝所尊奉的金佛像，如获至宝，大喜过望，极大地激发了他要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

原来，这藏语称为“嘛哈葛喇”的金佛像，梵名为“摩诃迪罗”，俗称“大黑天神”。其佛像一般为蓝黑脸色，三面六臂；正面三目，两侧为两目，张牙突睛，形象极为忿怒、恐怖和丑陋。其一手执蛇为臂钏；一手拥着一位长发后垂的裸体少女；一手执剑或者持枪，枪尖穿羊头，另一头穿人头；一手执人头；另两手执象皮披在身上；项戴骸镂穿成的珊路。其佛像有座像也有站像，站像一般脚踩大象或女妖。喇嘛教认为，嘛哈葛喇是大日如来佛降魔时显现的忿怒相，又为大自在天的化身，自古以来被奉为战神。礼祀此神，可增威德，举高能胜，故军旅中常作为军神祭祀。相传，元军征伐南宋时，曾多次见嘛哈葛喇助战，忽必烈对此战神礼拜尤勤。

崇德年间（1636-1643年），皇太极在盛京多处建寺造楼，奉祀嘛哈葛喇。从此，满州的一切军事胜利，都认为是嘛哈葛喇相助。为大清王朝打下多半壁江山的多尔衰，更是将嘛哈葛喇奉为神明。因为嘛哈葛喇是喇嘛教传给满州的，所以满州人普遍认为，大清江山是喇嘛教所赐。为表示对喇嘛教的尊崇，以及与藏民族的亲近，顺治九年（1562年），顺治皇帝把西藏第五世达赖喇嘛诏请至京予以册封，从此便形成了西藏达赖喇嘛必须接受中央政府册封承认的惯例。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皇帝又封北京崇国寺的喇嘛阿王老藏为五台山菩萨顶第一任扎萨克大喇嘛，总理五台山青黄两庙僧务，从而确立了喇嘛教在五台山的权威地位。这是清王朝尊崇喇嘛教的第一个原因。由于喇嘛教主要流行于青、藏、蒙古等地区，并为那里的藏、蒙等民族所信仰，所以利用宗教信仰怀柔那里的民族便显得非常明智和重要。这一点，康熙皇帝比以往各朝各代的皇帝认识更明确、更清楚。他说：“怀远能迩之道，汉人不明斯义。本朝不设边防，特以蒙古之部落为屏藩尔。”（《清朝全史》）又说：“修筑长城，究属无益。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于朔方，较长城尤为坚固也。”（同上）这种对国家安全生存的战略性眼光和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千古流芳!这更是清王朝尊崇喇嘛教的一个原因。

镇海寺

清王朝尊崇喇嘛教，为什么非要选五台山来表示不可呢？原来，除了五台山是离京城最近的佛教圣地，皇帝出行朝山巡礼较为方便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据《华严经》佛说，文殊菩萨在清凉山讲经说法；据《文殊般若经》讲，文殊统领万菩萨居住五顶山。而五台山古称清凉山，又地兼五顶，便被佛教界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就在无形中给五台山戴上了神秘的光环。

再说文殊菩萨。佛教认为，文殊是般若的化身，般若能生诸佛，摄持众菩萨，所以文殊就成了诸佛之母，七佛之师。但佛教“二尊不并化”，文殊便成为释迎牟尼的左胁侍，协助佛讲经说法。因此，文殊又成了大乘空宗的奠基人，喇嘛教的祖师之一。文殊菩萨在佛界资格最老，地位最尊。正因为五台山的神秘和文殊菩萨在佛界的地位，五台山便自然而然成为历朝历代帝王朝山拜佛的首选之地。

更为神奇的是，文殊菩萨的名号竟然跟清王朝人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确立的“满州”国号读音相谐。原来，文殊菩萨在梵文经文中被称为“曼殊师利”，乾隆皇帝就认为“满州”就是“满殊”，“满殊”就是“曼殊”，“曼殊”就是“文殊”。为此，乾隆朝台时曾在《至灵鸳峰文殊寺即事成句》一诗中自我标榜说：“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台称以五崇标顶，乘列维三普度车。萦缪抒成险云栈，霏微示喜舞天花。曼殊师利无量寿，宝号贞符我国家。”并在诗后加自注，表明自己就是“曼殊师利大皇帝”。这事虽然发生在康熙朝台之后，且有牵强之嫌，但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清王朝的皇帝们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的尊崇。

正是因为这一切，清王朝几代皇帝到五台山朝山拜佛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均创下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最。而首先到五台山朝山拜佛的清朝皇帝便是康熙，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五次!并亲自到五座台顶礼拜文殊菩萨，这也是此前的皇帝们所没有过的。

先后五次到五台山朝山拜佛的康熙皇帝，虽没有像自己未来的皇孙那样毫无顾忌地宣扬和吹嘘“满州”就是“文殊”，但尊崇文殊菩萨，把自己视同文殊菩萨一样的大慈大悲，为民拔苦救难，恩及鬼神，却是其真实的心态和抱负。这在他第四次朝台时所写的《五台有怀》一诗中说得很清楚：“又到清凉境，咬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春令，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这确是他为人君的心理吐露。

此外，康熙也同中国其他封建帝王一样，其政治策略跟自己的家事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将国事与家事搅混在一起。他第一次巡礼五台山，就是为“孝行天下”而来的，因而更显得跪乳反哺，情义绵绵。

原来，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生前非常崇信佛教，自认为是西天一纳子转世。皇妃董鄂氏病逝后，顺治曾产生到五台山出家的念头，并拜高僧木陈道态和玉琳通绣为师，取法名“痴道人”，准备弃帝位而出家。但是，由于母后孝庄文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玛法汤若望（德国人，耶稣教传教士，孝庄文皇后认为“义父”，顺治皇帝称为“玛法”，即爷爷或姥爷）、帝师木陈道态和玉琳通诱等人的坚决反对，众文武大臣的通力劝阻，众侍从人员的严密守护，才没有如愿以偿，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病逝于皇宫，年仅24岁。顺治皇帝这种视到五台山出家敬佛，比当皇帝治理国家还要重要的行为，无疑给幼年的康熙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心灵震撼。

石碑

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文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聪明能干，颇有谋略，又非常祟信佛教，极好参禅。丈夫皇太极驾崩后，她扶佑年仅6岁的幼子顺治登基；顺治驾崩后又扶佑年仅8岁的皇孙康熙登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她几次化解皇室内部争抢皇位的激烈争斗，使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位置始终掌握在自己的亲生独生子和嫡亲孙子手里。康熙幼年丧母亡父，全凭她养育成人。因此康熙对他的这位祖母是非常尊崇敬佩的，衷心希望其能够健康长寿。

时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王朝人主中原已有40年。战乱基本平息，人民生活亦已安定，国家政务也稍觉清闲，年仅30岁而又生气勃勃的青年皇帝康熙，便决定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抽出时间，上五台山朝圣拜佛，瞻仰父皇梦寐以求要去出家的佛教圣地，并为祖母孝庄文太皇太后祈福延寿。

于是，这年的二月十二日，他带着皇太子允礽，由侍讲息从高士奇、翰林院检讨朱彝尊等几位心腹大臣陪驾，从京城出发，路经琉璃河、沫水县、易州、满城、唐县、王快镇、真定府、龙泉关，于二十日来到了五台山。一时间，台怀一带突然沸腾起来，河谷里、大街上、寺庙里，“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总理五台山汉番寺庙事务的菩萨顶大喇嘛阿王老藏率领全山僧人，焚香颂经，演奏佛乐，庄严而热烈地迎接康熙皇帝的君临，并将其迎至菩萨顶。

事前，阿王老藏早就为举行祈愿太皇太后福棋衍茂圣寿无疆的法会作好了准备。康熙一到，法会便立即举行。康熙亲自拈香礼佛，祈祷祖母福寿绵长。第二天，他便不顾疲劳，不畏严寒，在阿王老藏的陪同下开始了登顶朝圣。二月的台顶如同隆冬。康熙一行踏着厚厚的积雪，先登上南台锦绣峰，朝拜了普济寺中的智慧文殊；二十二日登上东台望海峰和中台叶斗峰，分别朝拜了望海寺中的聪明文殊和灵应寺中的无垢文殊；二十三日又登上中台翠岩峰和西台挂月峰，朝拜了演教寺中的孺童文殊和法雷寺中的狮子吼文殊。这种叫作大朝台的到五座台顶朝圣，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确实是其勇可嘉，其志可嘉。后来，康熙的皇孙乾隆皇帝也曾想大朝台，但登临了中台和西台之后，就知难而退，聪明地将五座台顶的文殊菩萨集中到黛螺顶，供他以后来台时朝拜，并美其名日“小朝台”，其勇气意志和执着精神显然差了他爷爷一截。

康熙不仅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五台山壮丽的景色和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情不自禁地有所吟咏。他在《自长城岭至台怀》一诗中写道：“山行竟日夕，风景一以殊。万马鱼贯前，宛如登天衙。云际冠层峰，雪外辨修途。丛卉未甲诉，寒禽互喧呼。曲涧响环块，空籁鸣笙竿。纵乏绮丽观，烟罗淡相娱。流览多所欣，未觉道路纤。五台遥人抱，郁郁诚灵区。翠微未及上，身已临清都。佳气惬遐赏，旷怀抗远图。陶唐此故土，余泽仍渐濡。刻玉缅往迹，游河景前模。载咏蟋蟀吟，遗风今有无？”极为形象地描述了寒春时节一路上奇瑰的景色，表达了他愉快而惬遐的心情和尊崇佛教的目的，以及对五台一带节俭淳朴民风的褒赞。

他的《登望海峰》，虽没有像赵朴初先生那样看到“天着霞衣迎日出，峰腾云海作舟浮，朝气满神州”的奇景，却看到了王土的广阔：“谁架鳌为柱，神州左一方。重关连委粟，半夜豁扶桑。晓散岚光白，晴收水气黄。流埂不可极，万里自苍茫。”显示了他宽广的胸襟。在《北台眺望》中，他感受到的则是高处不胜寒：“绝瞪摩群峭，高寒逼斗宫。钟鸣千嶂外，人语九霄中。朔雪晴犹积，春冰暖未融。凭虚看陆海，此地目阮厅蓬。”隐喻着为人君之不易。在殊像寺，他被“神人所造，见者肃然，生难有想”（《清凉山志》）的文殊菩萨塑像所惊讶，写下了《殊像寺法相最异》：“五髻瞻殊像，千花聚法筵。经营思哲匠，仿佛见初禅。继马明霞外，燃灯画壁前。不须仙梵放，清磐已怜然。”叙事中饱含禅机。

作为陪驾大臣，朱彝尊和高士奇也各写了三首诗为纪。诗中自然难免捧场的文句，如朱彝尊《驾幸五台山恭纪三首》，其一中的“定有山灵呼万岁，不徒龙象下方迎”，其二中的“望秩百王曾不到，天教哀藻首摩崖”，其三中的“省方岂为寻三界，特采夭花寿两宫”；高士奇《息从清凉山三首》中的“皇情一以眷，名区传至今”等等。但诗中描状五台山风景的诗句却丝毫也没有“眼中有景道不得，为有前人题上头”而硬写之嫌。尤其是朱彝尊，对五台山“登临最好雪初晴”的感受，激发起多少人在雪后初晴时登高游赏五台山“红装素裹，分外妖烧”的兴趣，成为人们冬日游赏五台山的一个热点。

就在此次朝台期间，康熙皇帝还救封阿王老藏为“清凉老人”，并赐龙袍、貂座、衣靴等物以示恩宠；赐菩萨顶“五台圣境”、“灵峰胜境”、“斗室”等御匾，赐努金一千两，救令易菩萨顶大殿为黄色琉璃瓦，以示菩萨顶的皇家权威；救令五台山内罗喉寺、广仁寺、七佛寺、镇海寺、善财洞、文殊寺、集福寺、三泉寺、广化寺、普寿寺等10座寺庙改为黄庙，原寺庙内汉僧一律转为喇嘛僧，以增强喇嘛教在五台山的势力，以示朝廷对喇嘛教的重视和关怀。圣旨一下，上自菩萨顶，下至各寺庙，无不山呼万岁。阿王老藏还写了《五台盛事赞》一诗，称颂康熙的到来：‘怪驾登山喜异常，风云卷散宝嶂香。寿高万载称无量，福衍三千拱大邦。社樱绵长开舜日，兆民安乐荷尧光。今朝不比蟠桃宴，八部天龙卫法王。”

二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便率众回奕。路经长城岭西路旁的红崖村，突然惊起一只老虎，众侍卫急忙上前护驾。康熙却张弓搭箭，拍马上前，一箭将老虎射死。众呼万岁。从太原赶来陪驾的山西巡抚穆尔赛随即奏请将红崖村改名“射虎川”，“虎为居民行旅患久矣，幸遇天子车驾往上，毙斯兽以安厥土，应锡嘉名，以垂永久。”（《射虎川碑记）））康熙初没答应。穆尔赛“数恳再至”，康熙才诏以所请，将红崖村改赐为“射虎川”。穆尔赛立刻立碑以志。碑云：“皇帝御极，二十二载春二月西巡五台，为太皇太后祈景福也……毕事而旋，由菩萨顶遵长城岭西，千乘万骑，雷拘云奔。道旁林莽翡聆，有虎伏其间，骇而跃。众莫不敢御。皇帝亲挽繁弱，一发而殖之……”此碑现立于射虎川台麓寺，字迹清楚，保存完好，记叙了康熙第一次巡礼五台山和射虎史实。据传，康熙射死老虎时，忽有清泉从地下涌出。陪驾大臣高士奇《l}从清凉山三首》有诗句“泉因见龙发，川以射虎昭”，即为此事记录。

无疑，康熙对自己第一次巡礼五台山是极为满意的；而且，他也一定将自己的深切感受和种种收获向祖母孝庄文太皇太后作了汇报。不想，这一来却激起了祖母的游兴。深知大清皇家朝拜巡礼五台山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孝庄文太皇太后，显然并不满足于皇孙为自己祈福延寿，更希望能亲自到五台山瞻礼文殊菩萨，以保佑大清江山万代永固。所以她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决定亲往五台山。婆婆一旦作出这一决定，顺治的遣婿孝慈章皇太后自然也要陪同前往。康熙虽然不是孝慈章皇太后所生，但康熙一直视其为生母，日日请安。他见两宫太

后态度如此积极，岂能怠慢，使其扫兴？

于是.第一次朝台仅仅过了七个月.康熙便于当年的九月十一日奉两宫太后从京城出发，第二次巡礼五台山。沿途路经万安寺、董家林、琢州、刘家王庄、大马家庄、白庙村、曲阳县北镇里等地，十七日到阜平。因为行近五台山，康熙便下令，从即日起，护驾侍从人员一律遵守佛教戒律，不准杀生害命。随后又抵龙泉关住了下来。

十九日，康熙先行来到五台山菩萨顶。尽管阿王老藏早就为两宫太后的到来作好了一切准备，但康熙仍不放心，又带领贴身侍卫纳兰性德等亲自进行了检查。纳兰性德，满州正黄旗人，进士出身，官拜一等侍卫，不仅武艺超群，而且才华出众，善诗文，工词调，著作颇丰。他紧跟康熙在台怀各寺庙转来转去，五律《驾幸五台恭纪》便也应运而生：“杳杳丹梯上，迢迢翠荤回。慈云笼户墉，佛日现楼台。殊树参天合，金莲布地开。共传天子孝，亲侍两宫来。”描状了康熙到各寺庙检查准备工作的辛苦、各寺庙为迎接两宫太后所布置的景物状况和大家对康熙的赞颂。然而，两宫太后最终却因道路难行没能登临五台山。

二十二日，康熙从菩萨顶返回龙泉关迎接两宫太后。他担心长城岭山路陡峭难行，众校尉侍卫和随侍太监抬着两宫太后的变舆行进时发生不测，就亲自坐了御荤让众侍卫异抬着试行。众校尉侍卫异抬着御荤，每到陡峭险峻处，步履踉跄欲倒，险象环生。见此情景，他就返回来向太皇太后请示。太皇太后礼佛心切，说：“予以积诚瞻礼五台，今行至此，邃尔中止，予心未安。明日至长城岭，如万不能登，可再酌行止。’（《圣祖仁皇帝实录）））于是，康熙便传谕大家：务必勤加演习异抬妾舆登高，确保两宫太后明日能平安翻越长城岭，到达五台山：众人自然不敢疏忽大意，赶紧连夜演习异抬奕舆登高爬山。

第二天，众人正式异抬着乘坐着两它太后的蜜舆攀登长城岭时，康熙跳下坐骑，杂混在负责异抬套舆的校尉侍卫中间，亲自扶架着蜜舆前行。众人艰难地爬了几盘山路。太皇太后见山路确实陡峭崎岖，大家确实辛苦无比，便对康熙说：“岭路矢险，予及此而上，积诚已尽。五台诸寺，应行虔诚礼，皇帝代我行之，犹我亲诣诸佛前也。”（同上）康熙不禁松了口气。虽然两宫太后未能到五台山瞻礼朝拜，却也避免了不测的发生。他恭恭敬敬送两宫太后返回龙泉关休息，命和硕裕亲王护送两宫太后回京，自己则重登菩萨顶，于二十六日代太皇太后巡礼台怀诸寺。为弥太皇太后没能驾临五台山之遗憾，菩萨顶大喇嘛阿王老藏特地率领全山喇嘛为太皇太后和康熙皇帝做了三天的虔修道场。康熙则特赐白金三百两，绵三百斤，命有司发给沿途的贫苦百姓。二十七日，康熙亦离开菩萨顶回奕。

康熙此次朝台，虽没满足孝庄文太皇太后亲诣五台诸寺巡礼的心愿，却在民间留下了亲异太皇太后奕舆爬山尽孝的佳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孝梯”美德的发扬光大。同时，康熙奉两宫太后巡礼五台山，亲近喇嘛教，也进一步显示了皇家对喇嘛教的尊崇，融洽了喇嘛教与朝廷的关系。

但是既缘于他那“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余秋雨语），更出于对佛教和“五台圣境”的尊崇，康熙朝台并未到此为止。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又先后三次巡礼五台山。

康熙第三次巡礼五台山是在十五年之后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这年的三月二十八日，他带长子允提、三子允扯，从京城起程，途经良山县窦家庄、琢州长沟二里桥、沫水县永阳、易州唐湖、满城县、完县、曲阳县镇里、阜平县张家庄、龙泉关，于四月八日到达五台山菩萨顶。此时，原先担任菩萨顶大喇嘛的阿王老藏已经圆寂十一年，负责接驾的是代行主持大喇嘛事务的老藏丹巴。老藏丹巴是阿王老藏的徒孙，从小跟随师爷师父在北京崇国寺出家，后又随师爷师父来到五台山菩萨顶。康熙前两次朝台，阿王老藏命其服侍康熙。他为人机灵，佛教造诣又深，有问必答，颇得康熙欢心。更使康熙欣慰的是，在这十五年间，老藏丹巴将菩萨顶前至山门，迄于过楼，增补缔缀，使菩萨顶规模逐渐扩大，不仅有殿堂院、方丈院、客堂院，而且还有兴贡院、小厨房、茶房院、李子树院、买卖院、新房院、风水院、昌顺院、马房院、长寿院、栅子院、铁房院、僧尼院、十八间楼院等等，院落总数达到33处。院与院之间，曲径相通，重楼杰阁相连不断，一直通到菩萨顶后的慈福寺，使菩萨顶成为一座犹如黄龙俯卧、金碧辉煌、气势宏伟的喇嘛教梵宇琳宫和皇家道场。他还为菩萨顶铸造了金质的观音、普贤圣像，列于文殊菩萨左右，配成金光闪闪的三大士圣像；.在射虎川新建了台麓寺，作为康熙的行宫；重新修葺了五座台顶的寺庙和殊像寺、碧山寺等台内寺庙；为菩萨顶、台麓寺请回梵书、藏经各一套，供五台山的喇嘛学习研究。同时，老藏丹巴还将自己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明代镇澄和尚编撰的《清凉山志》基础上，经过调查考证，增删补缀编辑而成的《新清凉山志》恭请康熙“指正”。

康熙见这部《新清凉山志》新增了自己前两次巡礼五台山的御书匾额52块，御制碑文17篇，御制诗9首，还有老藏丹巴的师爷阿王老藏塔铭节略、师父老藏丹贝塔铭、清凉老人谈经普说、同住规约、重修五台山真容院（即菩萨顶）记和释超撰所作的10首赞诗等，龙心大悦，欣然为《新清凉山志》作了序言。

鉴于老藏丹巴对于五台山佛界、特别是对喇嘛教的贡献和对皇家的忠心，康熙特封其为“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赐佛号“清修禅师”，授提督印、四十八两重的银印和斩杀剑，命山西全省一百零八县为菩萨顶进贡钱粮。于是，菩萨顶以及五台山地区的喇嘛教进人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农历四月初正是初夏季节，这时五台山的风景最为动人。山坡上皑皑的白雪，嫩绿的草甸，烂漫的山花和翩翩起舞的蝴蝶，织成了五台山特有的美丽图画。康熙兴致勃勃，带着两个皇子，在老藏丹巴陪同下踏青戏蝶，赏雪观花，痛痛快快游玩了两天。于四月十一日回妾。先在五台县城住了一宿，后至河北保定府，乘船返回京城。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二月，康熙第四次巡礼五台山。

二月初一，他带领太子允礽、四皇子胤祯、十三皇子胤祥，从京城畅春园出发，经良乡窦家庄、房山县下村、徕水县石亭、易州唐湖、满城县、完县、曲阳县镇里、阜平县王快镇，于二月初八宿于五台射虎川台麓寺行宫。是日，有一群老百姓跪伏于行宫前进贡各种果品，上奏：“晋省饥懂，蒙恩镯免钱粮，又动支仓粟，普行贩灾，愚民无以报答高厚，愿于菩萨顶建万寿亭一座，叩恳谕旨。”（《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命侍从“各取果品少许，其建造万寿亭，著停止。”（同上）众百姓感恩拜谢而去。

次日，康熙到达台怀。其时罗喉寺刚刚重修一新。康熙带众皇子顺便游览了罗喉寺，晚上宿于菩萨顶。从初十开始，康熙一行依次游历了中台、西台、清凉寺、南台、妙德庵、碧山寺、广宗寺，于十三日返回射虎川台麓寺。

康熙这次朝台的时间与第一次一样，都是在农历二月，五台山地区尚属冬天。于是康熙便写了《冬日重登清凉山》一诗。诗云：“紫府名山忆旧踪，招提驻罕认云松。阴崖尚有春时雪，落日仍听下界钟。塞远浑河寒更白，林疏恒岳翠逾重。祝厘交叶人天庆，银榜新题遍五峰。”

皇阿玛诗兴大发，陪驾来的诸皇子自然不甘落后。其中，皇太子允礽是第二次陪驾来五台山。第一次来五台山时，他还只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孩子，19年后的今天，已成为年逾三旬的成熟汉子，自然知道奉承和讨好皇阿玛的重要意义，便写了《陪驾幸五台》一诗献给父皇：“凤刹虹蟠碧落悬，盘空瞪道白云穿。上方恍在诸天外，积雪疑从太始前。山号清凉澄法界，地开功德引飞泉。曼陀花雨纷纷落，总为君王种福田。”获得康熙首肯。

然而，最为聪明的还是四皇子胤祯，即后来成为皇帝的雍正。这次陪驾五台山，他是以贝勒身份参加的。他从小就对佛教有所修习，常跟京城和到京城去的一些佛界显密两教名僧研讨佛法，悟入颇深，以至发展成佛界宗师般的“圆明居士”。这次陪驾，他少了一些拘谨，多了一些豁达，除了陪驾幸游，还抽空自行朝山。其诗作有《恭渴五台过龙泉关偶题》、《将至五台山月下作》和《清凉纪游一十四首》，记述了东台、南台、西台、北台、中台、那罗延窟、二圣对谈石、妙德庵、狮子窝、清凉石、真容院、碧山寺、广宗寺、台麓寺、涌泉寺等寺庙的特色、灵迹的奇异和自己的感悟，表达了自己人悟佛境、渡过迷津的思想境界。如《真容院》：“殊像原无二，庄严属画工。昔闻叱牛史，今见骑狮翁。月面光莹玉，珍理贯慧风。真容从未隐，谩道现虚空。”隐喻了佛就在人的心中。再如《清凉石·其二》：“体本清凉自解烦，天然秀色蓄云根。曼殊说法今何在，参客空寻跌坐痕。”指出了人们空寻佛迹的可笑，真正的佛就是自己。可以说，他的每一首诗都隐喻着佛理禅意，平实而暗藏机锋，全是成佛悟道者的语言。就连他的《射虎川台麓寺》也没有对皇阿玛怎么歌功颂德，情景交融出来的是自己的超脱：“精蓝郁起碧岩幽，此日斋诚驻紫骏。东指凤城双胭迥，西瞻鹜岭半空浮。梵钟缥渺香云外，宝翰昭回古殿头。神表天弧开净域，河沙浩劫颂哀游。”

这一来不要紧，却让康熙认为撒祯继承了乃祖遗风，不爱江山爱梵宫，一方面看出其没有凯叙神器的野心，另一方面又担心其禅心太重，重蹈乃祖要出家为僧的老路。所以，据传康熙第五次朝台时，本来胤祯曾奏请父皇，欲再次陪驾，康熙不但没有接受其请求，反而救令其一生不得上五台山朝圣。这就使得胤祯即使后来当了皇帝，也没有再上五台山巡礼。但为了表示自己对喇嘛教的尊崇，他便献出自己所居的雍王府作为喇嘛寺庙，即今天北京：的雍和宫，使之成了全国喇嘛教品级最高的寺庙。这是后话。

康熙第五次朝台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这时他已经五十六岁。这次朝台是史学界最感到有玩味的。

或许是五十六岁的他已经料定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朝台，想给儿孙们留下点什么，传承点什么，所以此次朝台所带皇子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这年的二月初二，他带领皇太子允礽、三子允社、八子允祀、十子允械、十三子）J}l祥、十四子允撷共六位皇子，自畅春园启程，途经房山县、小营、石亭、易州、唐湖、满城县、高昌店、曲阳县镇里、阜平县、王快镇、龙泉关、五台县射虎川，于十四日那天抵达台怀。第二天，与诸皇子一起，参观了台怀诸寺，瞻礼了文殊菩萨圣容，于十六日返宿于老藏丹巴为其修葺一新的白云寺行宫。后于三月初五回到畅春园。

与前四次不同的是，康熙第五次巡礼五台山没有在菩萨顶驻哗歇驾，而是先在台怀住宿于罗喉寺，后在清水河区驻蹿于白云寺，没登菩萨顶一步。这事儿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自康熙第一次朝台以来，菩萨顶的权势迅速提升，炙手可热。康熙这样做是想有意冷落一下菩萨顶，使菩萨顶的喇嘛不至于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同时也在向青庙僧人显示：大清王朝并不单一倚重喇嘛教，显密两宗，释氏同根，均为国家福扯之源。应该说，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想来，聪明智慧的康熙理当考虑到这一点。这也许与后来雍正登基后，五台籍翰林学士郑禧和五台县令陆长华联名上疏雍正皇帝，要求概夺菩萨顶大喇嘛部分权力，以免其特权形成的种种弊端，雍正皇帝最终追回了菩萨顶大喇嘛的提督印、斩杀剑有一定的联系。至于说什么康熙不在菩萨顶歇驾，是因为宠幸了一个叫梅枝的民间女子，两人所生皇子，后来被封为托萨克大喇嘛，在菩萨顶出家等等，纯属民间传说，不足为凭。

但是不管怎么说，康熙的五次朝台，不论是对菩萨顶和喇嘛教，还是对五台山和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他五次朝台，祝愿慈亲福寿绵长，祈祷国家繁荣昌盛，虽为私愿，却利国利民。特别是他尊崇喇嘛教，利用喇嘛教怀柔和团结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仅对当时的国家安定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我国后来疆土的确定和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不可磨灭。

他五次朝台，成为最有力的“广告”，极大地扩大了五台山的影响。他赞誉五台山“东有离岳火珠，西有丽农瑶室，南有洞光珠树，北有玉涧琼枝，中峰则有自明之金，环光之璧”（《御制中台演教寺碑》），是“圣境”、“胜境”，进一步彰显了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显赫地位。

碑文

他五次朝台，还给五台山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存。他先后赐梵文藏经两部，题匾额55s块，作诗15首，御制碑文20余篇，修葺寺庙20余座，赠送渗金佛像7尊，作法会8次，所赠珍物难以悉录。现存康熙御制匾额尚有“真如权应”、“云媚”、“灵峰胜境”、“五台圣境”、“殊像寺”等。其字体为颜欧合体并有一点柳体的笔法，秀逸流畅，柔中藏刚，是宝贵的艺术珍品。所有这些，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又是研究康熙与佛教关系的宝贵资料，五台山佛教文化也因此而更加厚重，更加亮丽。

来源：五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