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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个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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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是八角乡下石会村。我生于1949年6月，童年正赶上“大跃进”时期和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年龄虽小，但也可以说是“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亲历者”。回想起来，尤如昨天。
我8岁上的小学。学校就设在当村叫作“高家前院” 的一个小院子里，三间正房是我们的教室，西边两间石窑是老师的宿舍和办公室。1958年，那年秋天，在“大跃进” 运动如火如荼的高潮中，我们迎来了新学期，一开学正赶上吃食堂。全村6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按两个生产小队，设两个共公食堂, 我所在的食堂是二小队的（一小队的公共食堂在村东的高家大院）。记的，食堂就设在村西学校后边的院子里，是一宫姓人家的一串大院子，有两间伙房、三间餐厅和四五间石窑洞。全队百十来口人。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吃饭。开饭时间，按生产作业组，轮流交错进行。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是一个组，是和大人们错开时间开饭的，一般要等大人们吃完饭，才轮到我们吃饭。自古以来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乡亲们，过上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生活。“粮食大丰收，放开肚皮吃饭”，开头的一个月，一日三餐干饭，顿顿还有点油水。所有的村民都加入人民公社，都上公共食堂，家里的咸菜，腌萝卜包括桌子板凳等都充公了。轮到我们开饭，大约已到了上午9点多钟，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夜半天没进米粒的肚子早已饿的咕咕叫，一上饭桌狼吞虎咽，生怕饭被别人抢光，把碗盛的满满的，吃着吃着就吃不下去了，怎么办？怕大人们怪罪，就偷偷爬到窑顶上倒在了烟洞里。我们享受了差不多一个月的“美好”生活，就没有了荤腥油水，慢慢地干饭变成了稀饭，变成了土豆粥，这样的大食堂大概吃了三个多月，到了农历11月，由放开肚皮吃饭变成，改为定量吃。男人一天1.5斤，女人一天1.0斤，小孩0.8斤、0.5斤不等。把定量粮放在每家送去的饭盆里盛上水，再放进大蒸笼中蒸熟后分发。大伙都称为“吃盆盆饭”。一家一盆饭一盆菜汤。后来什么菜也没了，人们只好把“盆盆饭”拎回家吃。1959年的5、6月间，生活困难逐渐显露,这时，开始勒紧裤带过日子,家里也没啥菜吃,各种野菜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都用野菜充饥。到了8月，“盆盆饭” 的数量更少了，野菜都不好挖了,我家就煮上一锅咸菜汤，其实汤里只有少许菜叶渣，纯粹一锅有点咸菜味儿的大白水。一家人端着“盆盆饭”，直往饭里加汤，饭是无法吃饱的，就喝了一肚子汤水。不到一年的大食堂，无法维持了，解散了。大饿肚的“三年困难”开始了。公社下乡干部解释说，原因有三：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苏联逼债。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是人祸。大跃进时的口号是：“三面红旗万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千斤粮，万斤豆（土豆）”，“赶美国，超英国，大步跨入共产主义”。那年，秋收尚未结束，父亲和村里的许多成年劳动力，都远赴“偏关”和“岢岚”“大练钢铁”和“打坝”去了，丢下村里的老弱病残投入“平埔整地，深翻改土”第一线劳动。挖地三尺，向土地要产量。迁坟墓，扩耕地，“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 印象最深刻的是翻深耕。何为“翻深耕”？就是把耕地都深翻一次，有的深度多达一两尺。后来才知道，“翻深耕”是上面的指示，秋收时高产卫星的大量涌现，充分证明“深耕是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中心”。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归纳为“土、肥、水、种（子）、密（植）、保（苗）、管（理）、工（具）”八个字，称为“八字宪法”。具有法律一样的强制性和不可动摇性，深耕又是这个农业生产法律的中心。为了把土地彻底翻个身，精耕细作了几百年的熟地也没逃脱厄运。深耕中首先挖“表土”，把表土运开，然后翻“生土”。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接着燃起柴火“熏土”。又将熏土铺平，最后搬回表土。但多数是把“生土”翻上来后就没精力管了，反把“熟土”埋下去了。翻深耕运动到处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男女老少齐上阵，从十来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其中，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惧风雨地在田野里挥锹大干。我们一、二年级的学生被安排打锣敲鼓。打得累了，想歇会儿，可生产队长不让，说锣鼓声是鼓劲头的，不能歇。我们只好又敲打起来。到了深夜两点左右，炊事员送来了夜饭，每人两个煮山药蛋。这时我们瞌睡来得睁不开眼，一见山药蛋，马上又来了精神，张口大吃。一天晚上，我吃完山药，趁大人们不注意就溜走了。家里的门都是上了锁的，进不了家，我就爬到一个草堆上睡觉了。等睁开眼睛，已是中午时分。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母亲没责骂我，她也说累得慌，没功夫找我，估计我就在哪个草堆里睡觉。我们村里大炼钢铁始于1958年哪月哪日？我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天，父母不知开了个啥会，一回家就翻箱倒柜地到处找东西，还让我把厨房那口旧铁锅拿来。当我把那口旧铁锅刚提到母亲面前，谁知“砰”地一声，母亲一铁锤就将生铁锅砸烂了。“还补啥子?你们兄弟俩快帮我找铁!”母亲从墙旮旯里钻出来，满头都是灰和蛛丝网，却兴奋地拿着一把旧铁铲和几根烂铁丝。不一会儿，家地上就积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废铜烂铁。后来父亲让母亲和我，一起将那些废铜烂铁抬到队窑里.。那里早就聚集了一群父老乡亲，各家的口袋里装满了五花八门的烂铜和旧铁器，等待生产队的会计过秤、登记。第二天，一上课，经老师一讲，我才知道：原来上面决定超英赶美，就是气死英国和美国鬼子!而赶超的重要标志，就是重工业的钢产量了。由于我国的重工业水平低，钢铁厂太有限，于是上面借鉴了“历史的经验”，决定打一场无往而不胜的人民战争：全民炼钢铁。老师号召全校学生拾废铁。于是每天放学后，我们一群小学生就到村里村外旮旮旯旯，只要有垃圾、墙角的地方，拾废铁。八月，秋收还没结束，父亲和许多村民背着被褥，拿着口粮，被派赴，据说发现有大量矿藏的偏关县，建土高炉，大办钢铁去了。一个月后，据回家的父亲说，偏关城区许多空旷的坝子，都挖了大大小小的坑，建起了一座座大炼钢铁的土高炉。所谓土高炉，不过是在挖好的坑边垒上泥壁，其间放上炉桥，好象个鸡窝炉，里面堆满焦炭、废铁等，然后旁边装一个简易风箱，三二个人轮流拉，拉得炉火旺旺地燃。那些鸡窝炉换人不熄火，大家白天炼，整夜炼，炼得一个个灰头土脸、偏偏倒倒。听父亲说，年纪已经很大的高领队，几个晚上不休息，一心炼钢累昏倒在鸡窝炉旁，他醒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们的鸡窝炉出钢没有? 其实，所谓出钢，不过就是鸡窝炉熔化废铁后，流出一股殷红的铁水，铁水被铁棍一戳，冷却后，全部变成了丑陋的鸡屎坨坨。这样的钢交上去，也没人检验它是否合格，只是过秤后登记下重量，交上去累计任务、成绩而已，父亲如是说。“除四害”运动。就是要除掉麻雀、老鼠、苍蝇和蚊子！老师曾教我们唱过一支儿歌，至今我还记得：“麻雀在高高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叫呀，它们歌唱春天。春天春天，春天来了……”“除四害” 一来，就不准我们唱了，改唱成：“小麻雀，是害鸟，糟蹋粮食真不少。青少年，打先锋，要把麻雀消灭光……”围剿麻雀使用人海战术，社员们每人上地预备一根木棍子，每天上地干活随身带，劳动空余，就放下农具，拿起木棍，满山遍野追打麻雀。消灭麻雀的成绩都要写在“除四害光荣榜”上。分红旗、白旗、黑旗三个等次。为了争红旗，很多人吃了晚饭又去围剿麻雀，我们就跟着满山遍野到处跑，看热闹，折腾了那么几天，据说麻雀“灭完”了，有一个公社主任向县委汇报时说，全公社只剩下一只麻雀了，眼也给足红了。消灭老鼠就比消灭麻雀费劲了。社员们扛上锹头满山遍野找鼠洞，一但发现鼠洞，就挖地三尺，非把老鼠找到不可。有的把洞挖开，不是老鼠，却是蛇。在我的记忆中，消灭麻雀、老鼠搞得轰轰烈烈，好像消灭苍蝇、蚊子就没那么起劲。农村卫生条件差，白天苍蝇乱飞，社员们都下地干活去了，似乎没有时间消灭苍蝇。蚊子白天是不飞的，到了晚上，蚊子在屋里屋外嗡声作响。为了驱赶屋内蚊子，大人们燃起一种叫艾草的东西，用烟雾驱赶。这种办法还灵，百分之八九十的蚊子被驱逐屋外。当然也有少数蚊子“漏网”，但毕竟少了，也让我们睡个稍为安稳的觉。我们小学生同样也有“除四害”账本。一次，妇女们在晒场上打莜麦，在莜麦垜中发现了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我的一位大娘把我叫去，说这是个受表扬的机会，让我把小老鼠带去学校交给老师，记在我的账上。第二天，我带上已经死去的小老鼠早早地去了学校。下午放学时，老师在全校学生面前还真表扬了我。直到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一看见麻雀灰色的身影，我就想起了童年跟大人们满山遍野吆麻雀的那一幕，于是，我就会在回忆中冥思苦想：如今自由快活的鸟儿们的后代，不知它们是否牢记着鸟史上那血淋淋的一年——1958年。记的公共食堂后期,饥饿就开始了。有一次，我拎“盆盆饭”回家，不小心把饭打翻在街道上。街道上全是黄土，我母亲把饭连同黄土一起捞起来，在清水里反复淘洗，但无论怎么淘洗，饭里土味依在。不吃又没吃的，只好把土饭也吃了。那种黄泥味真是恶心。后来，恶心的更多。开春，生产队种小麦，队长为防止大伙吃麦种，就在院子里堆上草木灰，中间是人粪尿，再把麦种倒入人粪尿里，然后搅拌，让麦种全部沾上人粪尿后，才运到地里下种。队长以为这样做，麦种就没人吃了。可是，队长一离开,大伙立即把草木灰人粪尿捧在手里使劲搓，把灰粪搓掉就把几粒麦种丢入口中嚼一嚼吃了。我母亲把我从家里喊出去，也搓了一些给我吃，从人粪尿里搓出来的麦种子吃起来也很恶心，但为了充饥，只要能吃的，都往嘴里塞，什么赃不赃，臭不臭，人粪不人粪，全然不管了。再后来，每人每天只供应二两粮，直到没粮下锅了。我们就挖野菜刮树皮吃。我家南场菜园地里有五棵大榆树，枝繁叶茂，其中有两棵特别高大，一人都抱不来，皮特別厚，一天晚上，不知是谁说了句“榆树的皮比别的树皮好吃。”就这一句话，几个人半夜出发，把那棵据说是百年的榆树的皮趴了个精光。第二天饿极了的我吃上了一小块略有粘性的榆树皮饼。公共食堂解散了，我家6口人每顿饭只有6两米，爷爷六十多岁了，妈妈说得让爷爷吃干饭，剩下的稀饭就照不见饭粒了。这种窘迫的情况最怕来了客人，全家人硬着头皮吃一顿干饭就要饿几餐才能补回来。只有大舅从大严备村上我家做客，总要带一些米面来，有一次大舅上我家做客，带来了一碗猪肉块，我吃得津津有味，因为几个月没见丁点荤腥,够我馋的了！1961年刚过了春节，我家就只剩下20多斤米面了，这意味着我们得挨饿6个月。果真，到了6月，地里的苦菜挖光了, 树上的叶子摘完了,树皮也剥光了, 就连天上飞的麻雀, 鸽子也逮的差不多了。光凭生产队里给发的每人3两糜子, 那是难以活命的。浮肿的村民开始塌陷，短短的10几天里,村上接连死了3个人。农历6月1日, 灾祸不幸降临我家, 年仅63岁的爷爷活活被饿死了。爷爷成了村上第4个饿死的人, 我们家成为村上第4户发丧的人家。6月初七, 草草下葬爷爷后, 初十，为了活命我们举家逃荒内蒙古。……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回忆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天，更踏实地走向明天。对于亲身经历国家民族的大时代的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更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代人肩上的重任。作者简介：邓垒，神池县退休教师，曾参与编纂《神池县志》《神池教育志》，有多篇文章在各类媒体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