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忻州及其前情后事

《忻州志》载,“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1900年9月8日),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等出逃中路经忻州城,设行宫于贡院。次日,经麻会赴阳曲。”


这一段文字看似浅显平淡,实则牵扯着一件“中外开衅,变出非常”的重大历史事件。今天,我们不妨从慈禧这个晚清统治者为什么到忻州、她在忻州干了些什么、离开忻州后又干了些什么,来梳理一下这段尘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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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为什么到忻州


慈禧到忻州的这一年,正是国内外矛盾大爆发的一年,也是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年。

五年前的甲午海战,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终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戊戌变法失败,被慈禧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列强不仅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且屡屡干涉慈禧的“内政”。慈禧下令搜捕康有为,可英国人却帮助康有为成功逃往日本。慈禧欲废黜光绪帝,也因列强反对难以实施。所以,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仇外排外情绪日甚一日。

慈禧信任闭塞愚昧、仇外排外的载漪、刚毅、毓贤等守旧派大臣,相信团民“刀枪不入”、“炮火不伤”,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

1900年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两月剿除义和团。慈禧不理会。

5月28日,英、美、法、德、俄、日、奥 、意八国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联军海军陆战队400多人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并继续向中国增兵。24艘军舰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联军达2000余人。

6月中旬,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中弹牺牲,大沽炮台失守。


慈禧在接到八国出兵实际上是要她退位的情报后,让守旧派统领义和团与洋人作战,并于21日发布了向八国宣战的诏书。同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进犯北京。14日,英军由广渠门破城而入,北京失陷。

年已六十六岁的慈禧,如坐针毡,彻夜难眠。次日黎明,听闻“夷人要攻东华门”,吓得要跳水自杀,幸得载澜拉住,这才哭着徒步出宫,换上蓝夏布衫,梳起大髻,打扮成村妇模样,携光绪帝、隆裕皇后及大阿哥溥儁等出神武门仓皇西逃,还美其名曰“西狩”。

慈禧西逃初期可谓颠沛流离,受尽磨难。离宫后的第一顿午饭吃的是庄稼地里现摘的豇豆和玉米。途中口渴,却见井内有浮尸,只得嚼食高粱秆解渴。逃至榆林堡才见到跪拜接驾的官吏,但因溃兵劫掠,榆林堡驿站仅有一锅小米绿豆粥。饥不择食的慈禧说:“有小米粥甚好,可速进。”。


慈禧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直到8月27日,进山西入大同,物品供应方显改善。


慈禧等人在大同住了三天以后,一路南行。9月6日“上午在雁门关靖边寺稍息,夜宿阳明堡贾家大宅。护驾士卒惊慌饥渴,拔青菜充饥。公侯王爷们等不及碗筷,脱红缨帽当食具。” 

9月7日,抵崞县驻原平镇(今原平)。


9月8日,慈禧一行从原平镇出发,在二十里铺换黄轿三乘,绿轿两乘,于下午到达忻州。当日正逢中秋佳节。
慈禧在忻州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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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慈禧达到忻州之前,忻州知州徐桂芬就将贡院(今七中校址)安排为驻跸行宫,打扫的干干净净。慈禧见贡院“陈设富丽,为诸州冠。天颜甚喜。”

这些人虽然逃难在外,但仍然讲究皇家礼数。慈禧下轿不久,光绪帝就带着皇后、妃子前来请安,拜贺节日。之后开饭。

这顿饭是逃难官员一路上吃得最丰盛的一顿。叫“四红四喜八千寿四四席”,也叫“四四到底”。四个冷荤压桌,四个炒菜,四个小碗,四个中碗,四个大海,四个大盘,末后一大碗公汤,还有瓦酥、养胃糕、糖枣等地方名吃。慈禧太后在金碧辉煌的雅座里,由皇上皇后侍膳,当然吃得更为丰盛高档。

徐桂芬还责成文盛楼等四五家糕点铺赶制了一套专供赏月的特大月饼。月饼上有“西狩平安”、“福寿康宁”、“太平海疆”、“万民同仰”等醒目大字。还献上两盘寓意平安吉祥的“平婆果”(苹果)。

“是夜月色甚佳”。晚饭之后,慈禧开始拜月。她带着皇帝、皇后、妃子、格格和大小官员对着月亮行礼,祈求上苍保佑她早日返京,结束这提心吊胆、流离颠沛的生活。就连宫女们也轮替磕头,祈求上苍保佑把“蛮夷鞑子”赶出国门,早返京城。

拜完月亮,慈禧让随扈臣工“陈果饼于庭中分啖。”

忻州知州徐桂芬为讨慈禧的欢心,跑前跑后、用心接驾,却不料慈禧面对忻州的好饭菜、好月色、好供品,根本不看他一眼,更别说勉慰话了。吓得徐桂芬胆战心惊,不知所终。

这个时候,慈禧正派李鸿章和留京大臣与洋人媾和。准备把责任推到“主战派”身上,屈从八国联军的要求,出卖执行她杀绝洋人密令的大臣、镇压义和团运动。

慈禧虽然在逃窜,但她仍旧控制着整个大清。随扈大臣不断把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情况汇报上来,又不断把她的懿旨传达下去。昨天,她在崞县回电李鸿章,认为“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希望以剿灭义和团来平息西方列强的怨恨。到忻州后,她又发出电谕,暗示在惩治“扶拳主战”的王公大臣问题上,将次第“照请施行。”。

往日的“主战派”想不到慈禧翻脸了,都吓得要死。忻州知州徐桂芬没想到“捕杀洋人”的功劳忽然变成了罪行,吓得两眼一黑,膝盖一软,就势跪于贡院当中。

因为他知道,慈禧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派毓贤到山西担任巡抚,目的是让“嫉恶甚严,果于杀戮”的毓贤剿杀洋人。毓贤到山西后后,杀害英、美、加、瑞等国耶稣教男女老少159人,天主教32人,本地教民“七八千人之多”。甚至“当着女教士的面,将她们小孩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再把女教士们全部处死”,以致“中外人士惊呼‘晋案为最大’”。

而徐桂芬也是“晋案”的急先锋。

早在光绪八、九年间,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来忻州传教,到“二十五年,南关、奇村、庄磨三个村分别成立支会。南关、奇村建起中型教堂,英人传教者增至8人,发展教徒30余人。是年一月,基督教会在西门坡三家店购地40余亩,建筑大型教堂。工程未竣,义和团运动兴起……”

“南关双合泉纸铺老板张二财主,以大师兄身份设坛收徒,办起义和团。南街、播明、解原、游邀、董村、六石、奇村等地亦相继办义和团,百姓参加者甚多。”

“时任忻州知州李崇光,揣摩朝廷意图,静观事态的发展。而武衙都司海英力主尽斩洋人。他见李崇光驻足观望,即呈报抚台毓贤惩治李崇光。义和团也欲将李崇光捕而杀之。李大骇,潜逃不知去向。新知州徐桂芬迅疾到任,并明确表态支持义和团捕杀洋人。”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西牧师八人雇马车出城避乱。抵南张村,有教友张治国迎牧师到家款待。饭后往刘家山暂住。步行七十余里,始抵刘家山。又数日,闻省中诸教士被晋抚敏贤所杀,忻州人民争相演拳与教为敌。众牧师乃请本地教友在山后挖一土洞,八人移入居住。绝粮数日,饥饿难忍。后来,城内兵勇到刘家山捉拿牧师,声言奉官命迎接牧师回城。牧师遂同兵丁回到忻署,听官发落。”

没想到,“都司海英商同州牧徐桂芬,将此事禀知抚台毓贤,贤即派兵二十名到忻,会同忻州文武官弁人等,于七月十五夜伏兵于穴城(瓮城)。州牧(徐桂芬)备车三辆,命人至狱,言:‘奉长官之命,今夜送教士等逃往天津’。各教士信以为真,男女八人相率上车,向东城门进发。甫出第一层城门,忽有灯笼由城上缒下,海都司在城上命兵丁放炮数声,大声喊杀!‘东街保和巷拳民韩银年、甜水井巷拳民刘士远等’穴城伏兵出,将西牧男女八人(四男四女,其中三对是夫妻)一并杀死,又将其所带珍物剥掠一空,尸首令车夫载至城外抛弃数日,被恶类百般凌辱。”

从七月十五杀害传教士到八月十五迎接慈禧太后,徐桂芬在一月内就经历了人生中的两件大事。杀传教士是执行慈禧捕杀洋人的指示,迎接慈禧也是忠君事主之职责。可是他没想到慈禧的脸变得这么快,竟然把八国联军攻战北京、令她“西巡蒙尘”的罪责推到了替她“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和执行她“捕杀洋人”命令的官吏身上,而且已经发出严惩“扶拳主战”大臣的上谕。徐桂芬听闻这道上谕后,自知难逃一死,半瘫半跪在贡院当中期盼慈禧开恩。

光绪及随扈大臣都看见徐桂芬在月光下跪着,但是,慈禧不开口,他们谁也不敢理睬一下。


徐桂芬为了保命,一直跪到四更天,见慈禧等人早已安息,才在衙役的搀扶下拖着露水打湿了的官服回到家里。 


慈禧离开忻州以后又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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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光绪见贡院环境优雅,生活条件优越,原本打算多住些时日,可次日起来,听说忻州仍有义和团“匪患”,遂带愠怒之色离开忻州,经麻会到阳曲县黄土寨(今尖草坪区),于10日,驻跸太原巡抚衙门。

慈禧在太原停留21天后继续向西安方向“西狩”。这个时候,李鸿章已到北京与列强媾和。列强坚持以惩办慈禧、载漪等“祸首”为议和先决条件,吓得慈禧寝食难安,“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实令胆怯”。

慈禧为了保住自己,全盘同意了列强提出的惩办支持义和团、主张排外的官员的要求,并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在这道懿旨下,12名王公大臣和142名地方官员,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赐死,有的被夺职,有的被流放。


9月26日,山西巡抚毓贤被革职拿办,发配新疆。次年2月22日,被斩于兰州。
大学士刚毅因“招抚”义和团“扶清灭洋”被列强列为“祸首”,还不等慈禧“斩立决”,就惊死在侯马。


代州知州、定襄县令均遭斩立决。

而徐桂芬在慈禧离开忻州后,自知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再加上年老体衰,夜跪受冷,一病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呜呼,反倒落了个全尸。


都司海英也没有身首异处。他见势不妙,潜藏于宁武,没几天也服毒自杀了。
唯有义和团“大师兄”张二财主,逃回阳曲小店村,学“寇准背靴”里的杨六郎,假死发丧,总算逃过一劫。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1901.5.29),李提摩太向李鸿章递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强烈要求对遇害教士教民 “优礼出殡,制铭旗,立碑碣”。清政府也令继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寻访逃亡传教士,拨银赈济教民,修缮被焚毁的教会。

忻州的八名传教士被害以后,“本城学官朱鸿镐见各教士尸首露天,……典什物买芦席八条,雇工人次第将西教士八人葬于城之东隅,并插以木标,书死者姓名于其上。”次年春,州府将东门外的洋人遗骸,迁至南关新宅子之南埋葬,树立中英文石刻碑,人称“洋人坟”。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分三十九年付清。意味着4.5亿中国人都要为慈禧买单,每人向列强交1两白银的“罚金”。


慈禧通过李鸿章的斡旋,免除了“祸首”的罪责,保住了权位,在西安住了一年有余才起銮回京。一路游山玩水,浩浩荡荡、凯歌高奏,走了两个多月才于1902年1月8日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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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乱虽然到此结束了,但是,慈禧及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12年后的中秋节,忻州的月亮仍然“甚好”,但大清王朝已经轰然垮塌。慈禧在忻州贡院“变脸”的故事,也成了她腐败昏庸、反复无常的佐证。


来源:太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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