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绝景 祁耀明 摄

这些年，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文化强市”、“文化产业”，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文化的浪潮一波又一波，文化始终是媒体追逐的一个热词，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从边缘逐渐走到主流，让国人的文化自信更是有了空前的提升。但具体问到何谓文化？尤其是何谓忻州文化？仍然是片言只语，模模糊糊，因此，笔者对这一老命题进行了大胆的梳理、诠释，目的就是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讨论，从而发现忻州，认识忻州，建设美好新忻州。

忻州文化的源头

忻州市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辖区内的偏关、河曲、保德与内蒙古河套地区接壤，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远古时期这里就有古人类的活动，是人类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最早的地区之一。从史前时期的河套文化到如今多元化文化汇合的忻州文化，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如同滚滚黄河水，不舍昼夜，万古长流，奔流到海不复还。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以为蜚声国内外的河套文化单单指的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及巴彦淖尔地区一带，事实上，河套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大的区域概念，与忻州地区偏关、河曲、保德有着久远的人文地理关系。

“河套”之名最早起源于明代的成化二年（1465年），也就是大多引用《明宪宗实录》中的记载。而“河套”作为考古学的名词则最早见于裴文中先生所著《中国史前期之研究》中使用的“河套人”和“河套文化”两个中文名词。裴文中先生定义：“河套文化”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之代表者，因发现于河套地方，故名。且此种文化，在地质时期中，占有特殊之阶段，即更新统之中世，又以史前时期论，则谓之为“河套文化”。这是旧石器中期的文化，相当于欧洲之莫斯特及奥瑞纳时期；地质年代，中华华北之黄土时期。

关于河套地区的地理范围，大多以明代地理学家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6《河套地广袤略》所言：“河套东至山西偏头关地界（今），西至宁夏镇地界（今）东西二千余里，惟黄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两岸夹山，冰先合后泮，及娘娘滩、半圈子渡口，交冬坚冰，故边人率其众，或自坪，或自滩入套。”包括宁夏大学教授王天顺的《河套史》一书也推崇明清史籍所载，只是在范围上略大一些，总面积13万平方公里，地跨今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区，略涉晋北沿河偏关、河曲、保德等县。

河套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两个地方：宁夏的水洞沟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萨拉乌苏河河岸。石器及古生物均发现于河岸之沙层中，此沙层与黄土相当。此外又于黄土之底部发现石器，与石器共生之古生物甚多，但人类化石则甚稀少，至今仅发现一个门齿。“河套人”即以萨拉乌苏河出土的“河套牙齿”为代表，目前考古测定河套人在1.5万年前到3万年前；河套文化则以桑志华、德日进等人视为同时代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为代表。从几亿年前古生物化石——巴音满都呼原角恐龙化石到河曲、保德一带发现的古生物化石群以及1.5万年以前的河套人。这说明，远在数万年以前，我们的原始先民就在这一区域发生猎食生活，并且繁衍生息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人类活动的遗迹。

山西境内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真正始于1929年。那是一次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持的野外调查，除了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外，随行调查的还有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经过三个月的考古，他们在忻州地区偏关、河曲、保德与陕西榆林之间的黄河河谷地带发现了19个旧石器地点分布于山西境内的旧石器地点就有10处，分别是位于静乐县的贺风及高家崖村、保德县的芦子沟和与河曲县交界处的火山村和巡检司、中阳县的许家坪村和大宁县的午城镇及下坡地等。石器均选用石英砂岩砾石制成，色蓝而质硬。石器制作技术较为简单，器类为宁夏水洞沟遗址中常见的器型，可见忻州地区与河套地区在区域上的关联程度。

由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始于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明”，至今已有70余年。在没有文字即史料记载的史前时期，我们只能依靠考古发现和地质手段推断历史文化的演变过程，所以才有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说。借此，文献记载相当模糊的夏、商、西周三代的历史基本廓清。三代之前的龙山、仰韶及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旧石器时代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序列，时空布局基本明确，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言之凿凿。从忻州地区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发现的河会遗址、李贤堎遗址和万家寨遗址等大量的动植物及人类化石以及打制石器、磨制石器、自制石器工具来看，充分证明史前时期处于忻州文化的孕育期，同时也可以这样说，忻州地区为河套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河套文化在忻州境内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黄河文化，而黄河文化及其他流域文化是忻州文化的源头。

忻州文明的追溯

我们知道，严格地来说，旧石器时代还不能称之为文明，而文明只有在私有制、阶级出现与国家形成时才开始。首先要具备优越的自然环境、发达的农业、丰富的铜矿资源、充足的食盐资源以及文字的发明、城垣的出现，而忻州地区作为人类起源的最早地区之一，在进入新世纪让位于具备所有条件的晋南地区，相对处于“直根区”较近的枝叶部分，仍有重要的文明遗址不断发现。其中忻州的游邀遗址与夏县的东下冯遗址、襄汾的陶寺遗址、翼城的感军遗址、曲沃的曲村遗址同样重要而闻名。游邀遗址是山西境内夏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这一发现使夏文化的研究工作突破了“夏墟”的范围，从晋南深入到晋中乃至晋北地区。忻州文明的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如同任何一种文化丛的衍生发展一样，忻州文化是伴随着忻州大地上的人类活动而诞生并逐步发展形成的。按照一般文化史上的划分并结合忻州实际，我们从忻州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追溯，忻州文化大致经历了夏商周期间的初建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创造期、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期间的成熟期、民国新中国成立后期间的文化繁荣发展期这样几个大的阶段，从而尝试粗线条地勾勒出忻州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忻州旅游业提供直接的人文旅游资源和旅游创新开发的源泉及发展方向。

一、夏商周忻州文化的初创期（前2140—前221年）

夏朝、商朝、周朝合称三代，三代有密切的文化传承关系。夏朝被认为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最早形成的国家。所谓夏文化就是指史书记载或传说中的夏朝时期人类活动在夏朝区域之内所形成的文化遗存。从田野考古发现来看，夏文化最早形成于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其代表性遗址为河南二里头文化，然后由中心区域向北扩展至忻州地区境内，而游邀遗址的发现，就证明忻州地区也是夏文化影响范围较早的区域之一。

游邀遗址位于忻州市忻府区东南约10公里处的游邀村南，面积约20万平方米，在遗址发现的遗物里以陶器为大宗，此外，还出土有石斧、铲、锛、纺轮和骨锥、镞、笄及卜骨等。游邀晚期遗存明显区别于龙山文化而近于二里头文化或东下冯类型文化，无疑已进入夏代纪年，并且可以认为是山西中北部进入夏代纪年最早的文化遗存。

在整个商朝时期（约前16世纪—约前11世纪），商朝的统治范围很小，仅在今河南安阳地区，大概也就200公里的跨度，据说商王在外巡视还是自带帐篷的。正是因为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在这里发现，商朝使用古代汉语来记载历史，并在历史记载中轻视他们征服或同化的非汉族人的作用，商朝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由于商代在政治上实行方国联盟制，其稳定依赖于国王对所控制部属和领域的经常巡视，其政府体制是神权的而非人权的，商人、周人都经常使用占卜来决定国家大事，因而山西地区也出现了方国林立的、不同民族的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区域传统。这一时期保德县境内发现的林遮峪遗址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林遮峪遗址位于保德县城西南35公里的黄河岸边，背山面水，西距黄河百余米。这一带山峦重叠，沟壑连绵，地形异常险要。这批青铜器就出土于南距该村1公里、高900米的保梁山上。山顶平坦，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距地表约40厘米深处发现青铜器。山的四周坡上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物和遗迹。遗址内共发现青铜器30件，有食器、酒器、车马器、兵器等。此外还有玉石器、金弓形饰品和最为珍贵的109枚金属铜贝，是典型的商代晚期遗址。

这里所发现的青铜器，既有北方青铜文化（或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草原风味的器物的共同特征，如銎斧、铃首刀、斤勺、剑、赤金弓形饰，又有中原商周青铜器物的共同特征，如鼎、觚、爵等礼器，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从这一遗址大的区域如石楼、柳林和绥德发现来看，都比较零散，往往仅两三座，成群的墓地很少，出土的随葬品也多见于上述的各类青铜器，很少出土陶器。这一考古现象说明，这里的人们生活方式尚处于居所不定，流动性较大，正是郭沫若所考证的商周时期活动于中国北方的鬼方等部族方国的社会生活是游牧经济的佐证。林遮峪遗址的发现在忻州地区还是第一次，再没有发现同类墓葬，填补了该地区商代文化的空白。

到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从相对一统走向分裂，分解成了以多个大国为主体的周文化的亚文化。在战国争雄的时代，各种学派思想自由发展形成中国学术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盛况，涌现出了像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同时连年的战争也催生出了最早的货币、劳动分工以及城市的产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新的时代，忻州也出现了像“赵氏孤儿”遗迹中程婴等一批忠勇侠义之士，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向非汉族人学习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和雁门关上第一位将军李牧，可以说夏商两周期间是忻州文化的初创期。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期间忻州文化的创造期（前221—581年）

这是忻州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也是忻州文化最具爆发力的创造期。从秦汉一统天下，到大分裂的十六国和南北朝，这期间忻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可圈可点。以雁门郡文化区域为主体的忻州版图，在秦王朝时被基本确立；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与匈奴人签署的条约，虽为屈辱的“和亲”政策，但也为汉王朝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机；西汉的班婕妤和三国的貂蝉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班婕妤是汉代著名的美女作家，貂蝉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这为忻州留下了出美女的美名；丝绸之路始于汉朝崩溃的公元220年到第一个千年的结束为止，中国人面向西方，向印度及西域文明学习，涌现出了一批像慧远、昙鸾这样的佛学大师，他们发展了新理论，令俗人即使在皈依佛教之后仍能孝敬父母，并解决了世俗君臣与佛教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有力地加快了中国佛教化的进程；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自称汉王，建立汉国，这是忻州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皇帝。当民族融合过程中给老百姓带来战乱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而这一时期的繁荣局面是由忻州人开创的，刘渊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社会大转轨的南北朝时期，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拓跋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给后世继承者留下了均田制和“孝文帝改革”的政治遗产，同时也留下对佛教空前扶持的传统，并促使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横空出世。此外，忻州北朝壁画等文化艺术，极其逼真地描述了1500年前一座城市及忻州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古老的忻州文化又一次名扬于中华大地。今天以全新的视角认识这段历史，北朝不仅带来了极富生气和极富活力的文化品格，而且为中华民族、为忻州文化注入生命和活力；世居忻州的尔朱荣，虽有“声名不佳”之誉但其杰出的才干却留在了中国军事史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北魏时期，之所以说这一时期是忻州文化的创造期，实际上就是说忻州人追求创新，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实现了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不仅为忻州文化增色添彩，而且让其更为全面、更具生命和活力。

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期间忻州文化的成熟期（581—1911年）

隋唐时代，中国社会进入了高度繁荣的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这时的忻州地区同北方其他地区一样，经过长期的交错相处和充分交流、融合，早已胡汉不分了。隋炀帝早年被封为晋王，修建了忻州最早的避暑山庄——汾阳宫。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在晋阳起兵，李氏王朝均对家乡五台山佛教护佑扶持，特别是武则天神游五顶，重建五台山清凉寺，甚至授予清凉寺一位住持唐代第五等爵位，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圆仁是一位日本高僧，也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他在唐朝年间云游五台山之后写下的行记，给后人留下了五台山极盛时期历史状况的真实资料，从而从心底里产生对五台山的虔诚赞美。五代时期是一个短暂的乱世，但却出现了李克用父子这样的一世英豪。父亲培养并宠爱儿子，儿子则知恩图报，将父亲临终时的“三项遗愿”作为一生的追求，令后人赞叹。毛泽东曾这样称赞“生子当如李亚子”。同时李克用也葬在了代县。

宋辽金西夏各自雄霸一方。宋代由于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武将个人的才能遭到压制，杨家将英雄群体的出现实在是个例外。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功名最盛，牺牲也最为悲壮，而巾帼女将穆桂英更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女英雄之列。幽云十六州的丢失是北宋的一大耻辱，也因此忻州雁门关的勾注山和宁武的分水岭成为宋辽两国的分界线。尽管双方战事不断，但宋辽在“澶渊之盟”后在边界地区设立榷场，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客观上也促进了忻州商业的兴起，许多人在农业之外还从事副业，以增加收入。第一次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促使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1亿达到1.2亿人。金元时期忻州处于女真人、蒙古人统治的政治范围，汉人地位相对较低，大批知识分子无政治上的出路，但文学却进入了极为辉煌的时代，忻州文学的春天来到了，出现了像元好问、白朴和萨都剌这样中国一流的文学家。繁峙岩山寺壁画上的“孝经”内容，反映了汉文化在金代的影响力。明王朝是由汉人建立的王朝，250年来首次统一天下，不仅要防止北方逃散的蒙古人对汉人的军事威胁，而且要防止东南沿海倭寇的入侵。在国家危难之际，一位名叫万世德的忻州人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他曾在日本第二次侵朝中参加并指挥了那场抵抗战争，最后荣归故里，并且因他而产生了一个忻州民俗节日，这在忻州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清代的忻州不仅出现了走西口及忻商群体，而且也出现了像徐继畬这样的杰出的思想家，成为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可以说，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期间是忻州文化的成熟期。

四、民国及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今忻州文化的繁荣发展期（公元1912至今）

百年近代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辉煌的奋斗史。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瓜分中国，内忧外患，中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也因为这段历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地处京师战略要道的山西首举义旗，为夺取辛亥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大批忻州革命义士如阎锡山、赵戴文、谷思慎、续西峰等被载入史册。晚清到民国是忻州戏剧繁荣的高峰期，随着走西口移民运动的深入，这些地区逐渐成为北方的商业重镇，为北路梆子的兴盛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入华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阎锡山请回老乡薄一波领导山西牺盟会，并组建新军，与日本展开了抗日的持久战。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夜袭阳明堡飞机场均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例证。并且，中共以忻州五台山地区和晋西北地区为中心，相继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和晋绥抗日根据地，忻州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古风犹存，侠士勇为。忻州人续范亭早年就曾参加辛亥革命忻州民众组织的忻代宁公团，后因不满国民政府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决心仿效古代的仁人志士，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以唤醒国人的抗日斗志。徐向前，五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一生清贫，人称“布衣元帅”，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也是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个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当遍的军人，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新中国成立初期，忻州人赖若愚敢于表明自己的“草根”观点，支持并大力推动李顺达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农业合作社。由此拉开了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序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进了新时代。拨乱反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面对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势，忻州经济要想走出去，文化就必须要增大自身的辐射力度。如何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为生产力，努力实现从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和经济强市的跨越发展，忻州文化产业如火如荼，这是忻州建设新型工业旅游城市的必由之路。

来源：忻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