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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宏法师,俗姓王,名建屏,字树侯,清同治九年腊月初十日(1871 年 1 月 30日)生,山西忻州城西 50 里车道坡人,世业农,家寒苦,幼颖悟嗜学,为人佃牧,手不释卷,七岁时,以三日熟诵《三字经》为塾师免修从读。十六岁充邻村阳垴沟塾师,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三岁补廪。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宪提举人太原令德堂,与赵戴文(次陇)为同学,称高才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受义和团爱国运动影响,返乡组织“社团”二百余人,习武操练谋举事,事泄入狱,在狱中,利用一切机会向难友宣传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必须变革的道理,并借以联络志士,其中不少人成为忻(州)代(县)宁(武)公团骨干。他被囚近两年,经学宪许翰度营救和乡里陈增光(崞县永兴村人),赵玉洪(忻州大沟村人)等保释出狱。许翰度原为忻州知州常临秀容书院设考,王每考必名列前茅,故为许赏识。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在山西农林学堂就读,赵次陇从日本归国任学堂庶务。时农林学堂、山西大学堂是同盟会刊的传递机构,经赵联络加入同盟会。三十四年(1908)转入山西陆军测绘学堂,联络张汉杰等人入同盟会,同年受同盟会山西支部委派到包头、萨拉齐一带从事秘密活动,途经忻州,约合毛仲祥及其学生常融、宋学庠、崔功成等同行。毛仲祥名致和,穷苦农民,专做联络工作,人称“千里奔”(忻州到太原—百四十里,毛送革命信件两头见太阳),民国后为民军辎重营长,陆军车厂厂长,因患难与共后与王成为儿女亲家,民国二十九年(1940)病逝于忻州佐城村家中。他们将萨拉齐作为据点,在土默特旗学校,资议局和绥远常备军中开展工作,先后介绍蒙族青年云亨、经权、安祥等加入同盟会。云享在大革命时参加国民军筹组国民五军,死于河南开封;经权参加护法遭袁世凯监禁,出狱后忧愤病故;安祥因反对种鸦片,被旧军包围弹尽援绝自杀。王建屏为隐蔽身份在萨拉齐加入耶稣教并担任教办学校教员。当地有识之士多佩服他的胆略,为他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和资助。后来因一封密信被教堂发觉而出走。有一段时间,他在包头靠摆卦摊进行活动,经他发展的同盟会员还有王鸿文、王定圻,郭鸿霖、周维藩等人,都成为包萨一带辛亥革命的骨干。

其时,包头、萨拉齐,归化等属山西归绥兵备道,他是开展包萨同盟会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属于同盟会山西支部领导。太原辛亥起义前,他受同盟会山西支部急召,从归化返太原,途经崞县西社,与续西峰、弓富魁一起商定了忻、代、宁军民起义计划,南授太原,北助包萨。返并后,他将起义计划告诉了阎锡山、赵次陇,并参加了五福庵黄国梁寓所的太原举义会议。太原首义成功后,他参加了成立山西军政府的东缉虎营咨议局会议。11月1日,又参加了西羊市复兴永布庄阎锡山同续西峰的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忻代宁公团。阎问能召集多少人,续说健儿三千,当时阎锡山应承供应全部枪支弹药。续西峰回到崞县,随即在崞县、宏道、原平成立了忻代宁公团,续西峰任公团长,他任忻州分团长。后来阎锡山只给了五百支毛瑟枪,由同盟会员毛仲祥用几辆马车伪装运至忻州温村毛的家里,又转运至公团。

在他回太原期间,包萨同盟会因失去得力领导,在五原厅同知樊恩庆一手制造的“马号事件”中,包萨民军指挥等被残杀数十人,同盟会员郭鸿霖、王鸿文同时遇难,包萨革命力量损失惨重。

当时,军政府要他策动归绥道起义,辛亥年农历九月十四日(1911 年 11月 4日),军政府委任张瑜为北路军司令,他为晋北安抚使,随北路军北上。11 月 30日克代州,续西峰率公团至代州会师,雁门关清军据险死守,他提议分兵合击,续西峰出茹越口,张瑜正面主攻,雁门关清军不战自溃。民军进驻雁门关。12 月3 日，续西峰率公团取应州。12月 4日,公团下怀仁。时李国华已在大同起义,12月 5 日,续西峰率公团入大同。这时,军政府命孔庚为朔方兴讨使,孔奔山西,因孔不悉晋北情况,又命他同孔北上。正当晋北革命节节胜利之际,军政府驻守娘子关的军民受挫,阎锡山退回太原,随即于 12 月 12 日与赵次陇带马弁骑毛驴微服北逃忻州,先住忻州峪子太河弓书绅家,二日到杨胡村常棣(王建屏学生常融之兄)家,让常氏兄弟给王建屏传信,后又到河曲赵骊泉,宁武丁致中家,再到五寨,投孔庚。王建屏与孔庚接讯赶去见阎锡山,阎想去大同,但他建议北取萨拉齐,会集包萨志士,壮大民军力量,一可呼应大同,东图北京;二可南下太原,并建议通电全国张扬北伐。赵次陇赞同说:“北上全靠树侯”。阎锡山才决定不去大同而改为出兵萨拉齐。任孔庚为北路军司令官,任王为晋北筹备使。并令怀仁、雁门等地民军集保德会师。张培梅、吴信芳率军赶来,阎锡山在黄河滩誓师,当时参加的有赵次陇,孔庚、张汉杰、张培梅、吴信芳、王家驹、李成林、王建屏、毛仲祥等人,民军千五百余人,在河曲休整。民国元年(1912)1 月 3日,过古城,发兵口外,王建屏亲写手札,毛仲祥先头联系包头的王肯堂、杨瑞鹏和丰镇的李德懋率马队来迎,领路踏冰渡河,1 月13 日入包头。阎锡山以“秦晋蜀北伐先遣军大都督”名义布告安民,改包头为东包州。云亨、经权等人代表地方欢迎,形势进展顺利。时民军无粮饷来源。王建屏发动土默特旗包头商界捐银十万两资助军饷,由毛仲祥亲手办理。他又运筹策划,1月 20日,北路军兵不血刃进入萨拉齐,开监释囚,组成五百人的敢死队,当地好汉张万顺为队长(后成为阎锡山的“牛皋”)。正待进兵归化,前队指挥王家驹在刀什尔(今陶思浩车站)作战牺牲,遂改道进入托克托。

时恰逢南北和议成功,2 月18日,阎锡山率部回到忻州。阎出包萨前兵仅千余,到忻后声称“万人”,王建屏在包萨发动组织的革命力量全为阎所利用。其时,袁世凯电令阎“暂住忻州”，不准阎返太原。阎住贡院(后为忻县高等小学校)后院,王住贡院前庭西耳房。阎锡山托董纯仁疏通袁世凯,孙中山在南京支持山西辛亥革命,与袁力争,4月4日,阎锡山回到太原。

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后,竭力排挤和杀害革命党人,为排除异己,借机解散忻代宁公团。续西峰明升暗降,任警察总监,任王建屏为民政次长,(赵骊泉任民政长)。因王同阎锡山政见不合,后降王为萨拉齐县知事。王任县知事年余,为周济同盟故旧和死难民军家属,亏欠公款数千元,被免职待命。待命期间,他住郊外小旅栈,当时有一伙人人城抢劫,问到旅栈,他说我就是王建屏,那伙人朝他跪倒痛哭,他长叹一声说:“我卸任知事,实无力相助,此事非久计,望各位善自为之”。足见其为政宽厚,深得人心。

民国四年(1915)春,他被选为省二届议会议员,同时《晋阳日报》社长梁硕光聘他当主笔,他既不为阎锡山所用,又目睹国事日非,为求解脱,是年秋,皈依终南山悟真寺妙舫法师为弟子,赐号力宏。对续西峰、王建屏的不为阎用,赵次陇曾说:“西峰之才,树侯之学,双绝,紫金佛侍子焉能伺奉柳木神像”。一时传为快语。

《晋阳日报》的前身是《晋阳公报》,再前是《晋学报》,清末山西大学堂毕业生创办,后来由同盟会集资继办,推崇民意,宣传革命,对于民国年间山西民主革命运动,有过较大鼓舞推动作用。从1915 年到 1921 年,除了佛事活动,他一直主笔《晋阳日报》,同时与梁硕光组办私立中和中学并任教员,兼任国民师范国文讲师。后来梁硕光著文说“本报筚路蓝缕,创业唯艰”,“其间经民四之洪宪帝制,民六之张勋复辟,处权威之下,而能审慎立言,无阿谀谬说,不为政府傀儡,夫其易言哉”“盖亦自有其真也”。民国九年(1920),仍主笔《晋阳日报》。是年秋,日本高僧常盘大定来华访寻佛迹,来到太原,在他赞助下,访得净土祖庭交城玄中寺,从此开创了日本佛子朝礼净土祖庭玄中寺之先河。

民国十一一年(1922),他受“十戒”于五台山成果庵,十二年(1923)应平津佛学界邀赴北平,阎锡山怕他到天津和续西峰结合一起反对他,以阳曲县知县委他,他婉辞拒绝。后历任太原市南、北十方院住持、双塔寺、崇善寺方丈、市佛教会会长。

民国十五年(1926),续西峰在天津去世,噩耗传来,他长歌当哭,题《挽西峰》七律一首“遥寄哀思”。中有“于今谁作中流柱,清夜钟寂痛无闻”句,满腔悲愤,催人泪下。他博通经史,学识宏博。

每经抄贝叶,下笔千言,诗亦不拘格律,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他在太原海子边(今儿童公园)建佛殿为市佛教会会址,又募资铸万斤铜佛像,供瞻仰参拜。十七年(1928)五月,赴北平任京西万寿寺方丈,募资数千元清理寺院积债,修缮寺院。翌年,任北平佛学会副会长,主持出版《佛学月刊》。

他去北平后,太原佛教会会长由赵次陇兼任。民国二十年,他返省任山西省佛教会长,值市政当局将崇善寺改为关押小偷、烟鬼的“自新讲习所”,经他多方奔走,带领佛徒请愿,方将寺院争回,使崇善寺古刹得以保护。他对省内古寺庙,五台山广济茅蓬、北山寺、高平金峰寺、南大寺、赵城兴唐寺、晋城青莲寺,广灵小方壶等建筑,都曾募资修葺,做了不少工作。

他保护佛教文化,也勤于佛事,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月,受晋城县县长张澄秋(佛教徒)邀赴青莲寺,《佛教杂志》曾以要闻刊登“力宏和尚人晋城青莲寺志盛”:“各处张贴标语,由城达寺,四十里连接不断”。睹楹联以力宏与慧远对,宏愕然随答一绝云:“莫漫区区说姓名,千年对比可相衡?师名慧远慧真远,我号力宏力岂宏”。他虚怀若谷,不以长老自居。“自念景近桑榆,筋力衰迈,本难胜此重任,第一息尚存,曷敢自弃”。他主持寺院后,改“以尼为妻,生儿育女,承继僧籍”的子孙制为十方长住“卒奏成效”。他虽身人佛门,但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他希望当局切实做到,“政在养民惟德惠,情殷忧国在忠勤”(《沁县道中》)。“奉行天道施仁术,海宇承平德化隆”(《诣天王殿》)。希望国家政治清明,“行当天下为公日,民安物阜海宇清”(《行经高平》)。当然,他的一瓣心香在当时的山西和中国是无补于事的,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他还到归绥观音寺主持佛教受戒大会,那时他已 64岁。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归乡务农,耕作之暇,同三个孙子讲授经史,教育孙辈“不读日本书,不做日本事,不赚日本钱”,以民族气节砥砺。一次,敌伪入村,弹穿入室,他镇静不乱,日军破门持枪威胁,他打坐自如,蔑然视之。然而,他有时以驴代步去外边办事。每人入村,必下驴步行,逢人拱手,恭桑敬梓,热情昭然。在敌伪面前,他一身正气,日宣抚官汉奸多次重礼请他“出山”、“维持”,他以“已出家”拒之。后来敌人带着宣纸请他写字,他大笔直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南无阿弥陀佛”。敌人阴谋不逞,以后就很少“登门拜访了”。

1939年春,当年同盟会知友续范亭率新军暂编第一师驻宁武,五寨一带,数次派人送信请王建屏去,他如约前往。在忻县抗日县政府陈县长,县委书记鲁践,公安局长郁峰护送下进人云中山芦子沟,老友相见,畅论时局,互倾块垒,共同发表了《拥护国共合作,反对晋西事变》的通电,续范亭担心他受日伪迫害,劝他到根据地去,他以出家人身份在敌占区做抗日工作更方便谢绝,那次,续将军送他数里才挥泪而别。

1941年 4月,他再次受续范亭约去宁武云中山窑匡村,村里贴着“欢迎力宏大师”的标语,举行了欢迎会,他在会上发表了“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抗日”的讲话。当时被邀请的还有梁硕光,梁因故未去,他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老友,他没来,我代表就行了”。会后,联合发表了“反对皖南事变”的通电。那时,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他比续范亭大 20 多岁,续将军想招待老前辈一下。工作人员四处找不下白面,只找了几斤莜面吃了一顿山药蛋酸菜“猫耳朵”,算是很丰盛了。此次他给毛主席写了信,表示即使风烛残年,也要抗战到底。

他几次同续范亭会面都带着小孙子,这一回,又是孙子纯文给他牵驴。返回的路上,天亮前路过云中河,刚出了高家庄(忻县抗日县政府驻地),日伪军就进了村,过河时,一脚踏空毛驴受惊,老人跌入河中,河水不深却很冷,他站起来拉着小孙子藏入芦苇中。他对孙儿说“国难当头,虽死何惧,如遭敌手,要有硬骨,此次事绝不要对别人言”。敌人远去,祖孙俩才湿淋淋地上路。

1942年5月,庄磨镇伪区长肖某扣押了月蜍村抗属霍维成。老霍是抗战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霍士廉同志的父亲,王写了一张条幅,“维成老汉是好人”。让人送到伪区公所,伪区长怕八路军找他算账,当时就将人给放了。

1941年7月,妙舫法师圆寂于赵城兴唐寺,他受妙舫遗命主持寺院。1942年3月,风闻日军要抢走佛教经典赵城广胜寺《赵城金藏》,他同师弟力空(广胜寺住持)和抗日县长杨泽生联系。经太岳区领导人薄一波等决定抢救,很快由抗日政府组织部队和兵民将这一珍贵国宝《金藏》送往太岳区保藏。是年7月,日本高僧常盘大定率领日本佛教代表团来太原,他和常盘大定会同中日佛教徒举办了严修昙鸾大师圆寂一千四百周年法会,他为大会撰写了《净土四大师列传》。就在其时日军追查《金藏》,残杀兴唐寺僧众十数人,伪省长苏体仁亲到赵城调查,他据理力争,说他是住寺方丈,到太原同日本僧众举办纪念县鸾法会,“金藏”事与寺无关,他强烈要求处理僧众善后,苏体仁无词以对,只好不了了之。

日军侵占太原后,海子边市佛教会改“东本愿寺”,住有日本僧众,日军将殿内万斤铜佛砸碎充作军用,为维护佛法尊严,他在举办纪念昙鸾法会后,在太原住于崇善寺向日本军方抗争,并得到日本僧众支援,日酋迫于情势,只得赔款重塑了佛像。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调集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他在太岳《新华日报》发表了“劝胡宗南勿攻延安”的声明,斥责蒋军“戕民害国”,呼吁停止内战。并上书毛主席,赞扬八路军抗战艰苦备尝。并预言“马克思主义乃今日民生主义之巨臂,较之孙中山平均地权之说不无过之,数十年后自昭著于世间”。现在事实证明他说的对。他不愧是一位孙中山先生的忠诚追随者。他住太原崇善寺，并以佛教会名义举办觉民小学帮助穷苦儿童入学。

1949年4月,太原解放,他参加山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特约代表。并积极参与了省博物馆和省佛教协会成立的筹备工作,为配合庙产登记,他发表了《忠告佛教徒文》“慨佛教丽自东法以来,凡为僧者,半皆游手好闲,此实国家之蠹,伤害民生”。

“为僧者宜知佛之设教,原不使人素餐,所制为乞食之化者,去其贪心,而为众生立心制行,纯为高洁”。“今者政府允许各色人民皆有分地之权,则种地不惟不碍佛教,而且补助佛教,免人谓之为僧实为劫民之财以养游手之谤。为佛教徒者,尚其勉旃”。

1950 年 3 月 25日,力宏法师以 80 岁高龄在崇善寺与世长辞，省人民政府领导程子华、裴丽生,王世英同志给他送了挽联:“大政需建设,方资倚畀宣扬,讵感端阳成明日;民气正蓬勃,痛惜老成凋谢,惟留法语在今朝”。

力宏法师圆寂后,省佛教协会为他在南十方院建塔,塔于文革中被毁,他一生不置家业唯藏书累屋盈栋,所作诗文垒几三尺,也于文革中被抄焚,殊为可惜。

来源：忻州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