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前的原平农校

陈久平

在忻县地区的原平县有一处农校，是1958年建立的。1960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学校休学，学生回家。1963年又复学。我是1963年复学以后入校的新生。复学以后有三年级的一个果树栽培专业班，两个农作物栽培专业班；有二年级的一个农作物栽培专业班，一个植物保护专业班；新招的一年级是一个农作物栽培专业班农8班；一个植物保护专业班植保2班；1964年招了一个农作物栽培专业班，一个植保专业班，一个果树专业班；1965年招了果6班，植4班，农10、11班。文化革命以前，学校教育很正规，全校的大红标语都是写着：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学生要求又红又专是目标，也是方向。再加上1964年的全国学习雷锋好榜样，1965年的政治挂帅和学习毛选，整个学校政治空气浓厚，学政治，钻研农业相当认真。

学校地处原平镇的西部，距离班村不远，往西是新修的原平县县委政府，再西边是原平人民医院，这三个机关并排在一条很长的街道上，互相之间的距离也很远，中间间隔着许多空地。校门的对面也全是高粱地，没有任何建筑物。我们从学校去原平镇要步行五里路，要过一条火车道才能到了，觉得很远。学校远离城镇和乡村，环境比较清静。学校的面积很大，周围是很高的土围墙。学校的大院里在各科老师的精心设计下，各种树木、花草、蔬菜、以及各科教学的试验田布置的非常美观。据说这座学校曾经是闫锡山的兵营，我也没有见到过有关资料介绍，只是从建筑格局的的特殊对称性来观察，学校确实是一个过去的建筑。从校门进去就是十一眼砖窑洞，中间一眼窑洞是专设的走道。从走道出去就是一个很宽阔的砖结构平台，这个平台很整齐，一看就是个训练部队的指挥台，学校也正好利用这个平台作为指挥学生站队结合和做广播体操。从这个指挥台前进就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再往后是学校的大礼堂。跟前是学生灶的厨房。这大操场的两翼是两条大道，两边全是一样格局大小一致的砖窑洞。东边五排，西边也是五排，厨房后边还有两排。这样的统一规格的窑洞很多，我也没有详细去计算，反正全校的学生、老师、教职员工、还有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是住在了这样一模一样的窑洞里，没有任何区别。四排教室也是分布在了学校的东西两边。西墙外有一个特别大的体育场，能开大型运动会，学生们进行民兵训练可以在大运动场上打靶。东门以里是个空旷的地方，摆放着许多钢筋水泥的残破梁柱，也弄不清那是些什么地方，学校也不组织清理，我们星期天也去闲逛，那里边有地下防空洞，学校改造成了菜窖，更有许多神奇的地下设施，直立的水泥建筑，下去从门上进去，里边好像是关闭犯人的地方，可能是闫锡山修建的地下监狱。后边有一个高土台学校修了一个农业气象观察场，里面有百叶箱，地温计，风向标，气象仪器还布置的不少，还有许多自动记录仪，学生们要定时去换装记录纸。气象观察场周围长了许多酸枣树，我记得我们上果树课老师教我们在那里练习酸枣接大枣。校园的东拐上是个很整齐的果园；西拐上是个新式的桃园。最后面是个很大的菜园，那年代也没有塑料膜，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用土打造保护地栽培，进行早育苗，早栽培。学校围墙内的北门上是住着一个部队，学校也不让学生们去干扰部队，只是学校在文殊庄那边有个很大的实习农场，学生们去实习农场要走北门才能出去，过路部队的院子里，知道这是286部队，部队在那些大房子里，院里见到的当兵的不多，好像是个修理厂，经常见到的是部队厨房里做出的豆腐，冒着热气，发散着很香的味道。总能在口馋中想起瞿秋白写得《多余的话里》最后说到“中国的豆腐很好吃。”从北门出去，要步行四五里路，过了铁路，过了农田，才能走到农场，农场面积很广阔，土地整理的很规范，是按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机械作业要求设计的，拖拉机作业是要有标杆作引导的。学校里有专门管理生产的老师，也有铁牛55拖拉机。农场全是水浇地，楞堰很高很硬实，每年要进行春浇和冬灌。在农场劳动就能看到文殊庄村前的牌楼了。我们每一星期去农场参加一天劳动。去参加劳动时学校会多给吃一个玉米面窝头。

学校的校长是复学以后才来的兰子荣，四十多岁，身体发胖墩实，中等身材，经常是文质彬彬，很严肃，对教育工作很认真。教导主任姓郝，是个老年人，耳朵有点聋，可是眼睛很好，对学生的名字都能叫来，经常笑嘻嘻的，看上去很和蔼。班主任是任守信老师，第一学期他还带着化学课，是个很和善的人。语文老师也是一位老教师，名字叫范子余，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语文讲得很有趣。数学是个女老师，河北人，刚毕业的大学生，讲数学有点吃力。物理老师是贺祥云，他对讲物理能深入浅出，从实用讲解，学生们很爱他的物理课。作物栽培老师名叫杨姗姗，是印度尼西亚的女华侨，毕业于太谷农学院，说话像是南方人，讲课特别认真，开始讲作物栽培绪论，讲毛主席的“八字宪法”讲了很长时间，完了就接上讲水稻，好是南方人对水稻最熟悉，讲得很细致，而我们这些北方汉子对水稻却有点不感兴趣。植物保护也是个女老师，名字叫冯果一。李志超老师是带得遗传与育种。申镒老师讲植物学。土壤和肥料学先是李九如老师，后来变成了宫老师。这些是教我们的部分老师，其它班的任课老师我就说不上来了。开学第一学期按步就班，遵守作息时间上课。每周要去农场参加一次劳动，主要是收秋，收完秋到了冬天去农场也少了，就是冬浇时夜间去过一两次。在农校读书不要学费，学生不需要带钱，全是国家管。学校还组织文体活动，每周基本能看上电影。学校很重视文艺和体育，认为文艺和体育是学校的两只眼睛，一定要打出去。当年的《女蓝5号》和女排都是体育方面的强项，学校也重视培养女蓝和女排，到外面去参加比赛。每个星期日学校要组织学生开文娱晚会。这样使学校经常是生龙活虎，朝气蓬勃。

1964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校掀起做好人好事的高潮，由校团委发动，一个全校学雷锋的正气热潮一浪高似一浪。学雷锋再加上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学校也邀请一些部队的政治领导来讲政治。一个红色时代的政治空气充满校园。学生都在红色教育下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以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为理想和抱负。到了1965年，64届和65届的学生都已奔向社会，参加了工作，都当上了干部。这样作为66届的学生更加信心百倍，努力学习，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材。1965年课程也不是很紧张了，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平西工地劳动，这好像是个国防工程，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是什么重要工程，只是每天去动土方。每天有工地上的解放牌大卡车到校门口接送，我们去了工地上按指定地点挖土方，还有技术人员每天量土方。中午在工地的食堂吃饭，吃完饭就劳动，晚上收工以后卡车把我们送回学校。那年的暑假我也没有回家，就在工地继续劳动。暑假劳动是工地发工资的，每天给一元三角钱。一个暑假还能挣四五十元钱，也就够后半年的零花钱了，也挺有意思。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是修建战备油库。后半年开学就再没有去工地上劳动。

后半年我们就进入了三年级了，这是农校生活最后一年了。这一学期，学校驻进了四清工作队，领导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的党委书记伊铁石同志，随行的有青年研究员郑友山同志。学校和农村不一样，都是些穷学生，谁也不关心什么四清和四不清，也不和农村一样进行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清工作队住在了西边的窑洞中，也不在学生灶吃饭，学生们一般也见不上，平时也没有什么关系。

听说原平县也驻进了四清工作队，是山西省晋剧院。因为有晋剧名演员王爱爱，她带得所有戏剧用的行头和大衣箱都放在了原平农校的大礼堂的舞台上。有时候星期天就会在学校礼堂里唱晋剧。我们这些学生也能随便进去欣赏。我也是初次享受到了晋剧之美，也听到了王爱爱的唱腔，也见到了王爱爱的演技，觉得很好，在当年也是一种幸福。

当年的原平农校是既文明又红火，也确实是原平的文化阵地，文艺体育相当活跃，学习风气非常热烈，校园广播，黑板报，壁报办得热火朝天。那时候全国的玉米杂交种和高粱三系杂交种正从国外引进，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的生长发育观察记载，李志超老师组织的很认真，24小时观察。学生对专业、兴趣，非常热爱。新的杂交理论和实践正在应用，一个学农、爱农、投身农业新时代的奋斗热情正在方兴未艾。农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果树整形修剪的标准化时代正在这里发挥着新技术的威力，未来的农业新道路在这里已经是曙光初露。

快乐的学校生活到了最后一个学期了，不久就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了。这一学期的主要课程也多是实践课了。把平时上课的理论上升到实践认知中，春季开始是土壤肥料的实习，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就中申老师的植物实习课，带着标本箱，标本夹，标签到野外采集各种植物标本，认识各种树木花草的学名，并且实际应用植物检索表，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思，使我认识了许多树木花草和野生杂草。

这一年的政治空气特别高涨，天天有学毛选的典型报道，也有学毛著的积极分子讲演，毛泽东思想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是战无不胜的。要求活学活用，用在那里那里灵。我记得听一个学毛选积极分子介绍，他下乡饿的在路上走不动了，就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念起语录就有了精神，就不饿了，就有了动力了。学校也组织到忻县地区参观全国学毛选积极分子的典型展览。我记得在忻县参观完黄祖示学毛选展览后，在返校的火车上行到过了忻口站，火车突然中途停住了，在车玻璃上发现有人卧轨了。后来知道那是我们班的宋有贵同学卧轨了。宋有贵是休学前就当了兵的学生，个子高高的，去年复员了，又复员到我们班继续读书（同时和他一起复员回班上的还有刘新义同学）。他上课经常穿着军装，很特殊。他在部队得了肾病，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他的肾病很严重，看来是治不好了。他对重病缠身想不通，所以选择了这样一条不归路。同学们知道后很痛心。

这一年的报纸杂志也处处出现各种批评历史的文章，批《海瑞罢官》、《清宫秘史》。有的报纸连续批三家村夜话，批开了吴晗邓拓廖沫沙。批包公，批岳飞。在文化人的笔下谁也能批，人们也难以分清谁对谁错，看见谁也说的有道理。

到了夏季我被抽到了小麦锈病调查，我也记不清当年是谁在一起调查的，我只记得我是在忻县的奇村、杨湖、石家庄三个村作小麦锈病调查的，步行去了村里，那时候全是靠步行，学校的书记校长出行都没有小车，农村正在四清期间，农村管理很规范，我们到了村里有队长接待，给安排住处，天天吃老百姓家的派饭，学校给带的饭钱和粮票，吃完饭给人家一斤三两粮票，三角钱。吃派饭时也能碰上岚县在奇村搞四清的四清工作队员。吃过早饭就上地进入麦田进行锈病普查，手持一把卷尺，进地进行五点取样，每点取一平方米，爬在地里数株数，数分蘖，数成穗，数叶锈，数条锈，数杆锈，心里记着顺口溜：叶锈整齐条锈乱，杆锈是个大红班，很细致，很认真。普查结束以后回忻县招待所写总结报告。

小麦锈病调查结束以后，回校进行了毕业考试。在一个热辣辣的中午，在学校的礼堂里吃了一顿毕业会餐，会餐只有两个毕业班的学生，菜也很简单，全是些青蔬绿菜，没有肉，没有校领导参加，也没有任课老师参加，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王必华也没有去，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也没有进行毕业留念照像合影，气氛非常清闲沉静。桌上放着红酒，那天我喝了半碗红酒，那顿红酒喝得我头痛了一个下午，很不痛快，独自躺在学校后边菜地的地埂上被凉风吹到了晚上。其它同学有什么活动，我是一概不知。过了没有几天，就在报纸上有了5.16通知，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来源：忻州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