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杂粮和西口文化的历史渊源

《直隶忻州志》载：“忻郡为全晋后藩，三关内障，出入锁钥，诚属要地。”忻州与太原紧相毗连，有着唇齿相依的连带关系。忻州既是历史上太原以北南北交通的唯一通道，又是古代雁门、宁武、偏头三关的后勤保障基地。三关与忻州之间，构成犄角之势，形成扇面，联通一气。三关像指，忻州如掌，进则如掌使指，迅速有力；退则收指如拳，牢不可破，因而被誉为“三关总要”“晋北锁钥”。

地方历史文化特色

忻州城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原为土城，经过明清两朝三次大修，砖包完竣，雉垛斯伟，楼橹崇焕，四门齐全，规制完整，集中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历代多为郡、州治所，人杰地灵，商贸重镇。近年来，忻州市委、市政府启动古城保护改造项目，让沉寂上百年的忻州古城重获新生。

偏关水泉堡

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运动。清初，陕北、冀北、甘肃以及山西等地的汉族农民，涌入长城关内外内蒙古广褒无垠的草原瀚海，开垦荒原，挖渠筑道，开启了浩浩荡荡的走西口移民大潮。而忻州人，无疑是走西口的先驱和主力。特别是河曲、保德、偏关三县，与内蒙古或隔黄河相望，或倚长城毗邻而居，所以几乎是家家辈辈有人走西口；东部的忻县、定襄走西口者比比皆是，走西口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的一种生活常态，以致出现“从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凡是鸡叫的地方都有忻州人”的局面。

偏关水泉村

走西口的忻州人，饱尝了开拓与创业的艰辛。他们在开荒种地的过程中，带去了本地的玉米、谷子、莜麦、豆类等种子和种植技术，也将传统的农耕文化带到口外，有力地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建设，成为中原文明的传播者。

中原文明的传播者

右玉县杀虎口

同治年间河曲农民杨谦走西口，三代人挖出一条灌溉大渠，总长64公里，可灌耕地130余顷。杨家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种植高粱、谷子、小麦和各种豆类，收获颇丰。杨家第二代杨米仓挖渠功劳大，傅作义当政时将此地取名米仓县，后更名为杭锦后旗。走西口人深深改变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内蒙古历来是游牧民族的聚居地，现在也成为我国杂粮的主要种植地之一。

晋商精神

走西口的河路汉

走西口的大潮涌动起来以后，人们的眼界越来越宽，不少人放下了开垦种地、掏甘草、打短工、背炭等苦力活，涉足经商买卖。特别是忻州、定襄、代县人涉足商业者居多。数十年上百年的摸爬滚打，造就了一批商界精英。到清朝末年，包头商界由十大晋商把控，其中忻州人的商号就有七家。

旅蒙代商

清朝初年，忻州谢光祖在丰镇开创了加工米面油的“万和隆”商号，随后大批忻州商人云集于此，成为张家口与呼和浩特之间最大的贸易城市。直到现在，当地依旧流传着“先有万和隆，后有丰镇城”的说法。当年，丰镇的忻州商人业务范围涵盖了粮、布、油、面、当铺、钱庄等行业，鼎盛时期，这里的商户达到1400多家，其中忻州商人占到70%。

商人的天性就是找市场看需求，山西遇到灾年，粮食减产，这些商人通过旱路马车拉运，水路黄河船运，源源不断粮食从内蒙古运到山西。偏关的关河口，河曲的城关和保德的东关，也因黄河水运，迅速发展起来，经济繁荣。

来源：忻州记忆